浅析两汉社会保障的思想渊源_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

　　[摘要]两汉时期的社会保障初成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从先秦以来的民本主义思想、儒家的仁义学说以及天人感应思想三个方面对其思想渊源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秦汉史;社会保障;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8-03
　　
　　数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和各种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的客观存在,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人们或因灾陷入绝境,或贫病交加死于非命,其生存危机的爆发往往导致百姓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无一不以灾荒为背景。而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不得不提出各种救灾济贫和优抚的主张,当这些主张变成统治者的实际行动时,就产生了与之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保障思想是在统治阶级中被迫形成的,一些著名思想家或开明君主、官吏对救荒济贫、优抚等的议论即是中国社会保障思想的萌芽,它源于早期社会实践,又指导着长达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救灾济贫实践。
　　社会保障思想最早是与安民、抚民的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它可以追溯到舜时期。而真正产生社会保障原始思想的时期是奴隶制得以确立,尤其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确立以后。两汉时期的社会保障初成体系,后世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都是在其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的。好的制度背后定有一个成熟的思想支撑,现将影响两汉时期社会保障实践的思想基础分述如下:
　　
　　一、先秦以来的民本主义思想
　　
　　顾名思义,民本主义即以民众为根本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我国奴隶社会就有了这种思想。民历来就是作为君、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概念存在的。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的作用就渐为统治阶级所认识。民本主义思想也成为我国古代社会保障的政治理论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涌现出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管子、墨子、韩非子等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创立了儒学、道学、法学、墨学等学说流派。民本思想为各学派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民本主义成为早期儒家仁政学说的基石,同时也成为了其他学说流派的思想基础。
　　养民、富民是儒家社会保障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认为,实施社会保障,首先要保证民众的生存,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落实社会保障的根本。孔子指出,为政首先要做到富民,并提出了“庶、富、教”的为政方法。“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指出为政首先保证民众的生存,实现民众生活的富裕。孟子则强调,为政者要做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指出,富民就是使一般百姓都能维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温饱,主张发展小农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农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用来发展农桑和养殖业,就能保证民众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就能做到50岁的老人可以衣帛,70岁的老人可以食肉,头发斑白的老人不必为生活奔忙,而可安度晚年,享尽生活的快乐。这样百姓就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所以,保证民众的生存,是儒家社会保障思想的核心内容。
　　管子亦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是富国的基础,“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以富”,国富民强,社会保障才有基础。如何富民呢?管子提出了开辟田畴、发展生产、修建各种陂沟津梁等措施。《管子・牧民》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除重视农业外,管子还非常重视副业生产。“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六畜育与家,瓜瓠荤菜百果具备”,主张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体系。此外,管子还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管子还提出了民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问题:“夫民之所以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瓜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粮。”如果低于这个收入,就属于“甚贫”。这实际上是确立了民众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政府救济生活上最贫苦的民众提供了依据。
　　两汉时期,统治者也深知安抚民众、消除社会矛盾是巩固政权的至关重要的措施,他们认为“民为邦本”,必须实施有益于老百姓的安民政策,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汉书・食货志》中引用了晁错的话:“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意思是说,聪明的君主懂得安民、抚民的道理,所以,才有劝民务农等安定百姓同时也是其维护统治的举措。
　　
　　二、儒家的仁义学说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仁德始终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各个层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仁”是两汉统治者施行仁政、实施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儒家鼻祖孔子毕生致力于仁义学说的宣讲,大力提倡仁者爱人、视人若己、推己及人、以博施济众为己任的社会慈善救助思想。《论语・为政》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认为,爱人是仁德的核心特征。他进一步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士;不能安士,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以“爱人”为基本出发点,孔子主张“养民也惠”,即要求统治者实施惠民政策。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说,把“仁”和“义”当作基本的政治范畴和道德规范,并因而把施行仁政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关于仁义与仁政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前提的。正因为人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才能行“不忍人之政”。在他看来,人生来就有善性,仁是人存在的本质属性的规定,“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的这种善性是作为“善端”存在于人心之中,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弗思耳也。”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孟子完成了从道德到政治的推导,指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即是说,君主有了“仁爱之心”,方能施行仁政,百姓也才会受益。荀子也指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道出了施行仁政的重要性。由仁德出发,儒家指出,实施社会保障,关心民众生存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是人所应具有的仁德,是人道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各种原因,难以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为此,儒家以其人人有其生存权利的人道思想出发,指出社会保障必须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
　　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还包括对老年人生存的关心和重视。为此,儒家特别强调尊老敬老的社会道德。孔子的弟子有若认为,孝德是爱人、仁德的核心。“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儒家指出,一个人要先孝敬父母,然后才可以去孝敬其他老人;一个人只有真正孝敬父母,才能去尊敬其他老人。尊老敬老之道是由孝敬父母开始,而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尊敬社会上其他的老人,由敬爱兄长开始,而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发展为尊敬其他年长之人,这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体现。尊老敬老的思想,不仅表现为对于具体的老人的尊重,而且展示了对于整个人类生命的尊重。作为社会保障思想的重要构成,它不仅是仁政的内容,也不单单是为了政权的稳固,而是从深层意义上显示了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特别是对老年人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先秦之后特别是自汉武帝时起,儒家的“仁”、“义”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促进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丰富了儒家“仁”的社会救助思想,认为人相互救助是天之意志,人应效仿老天之仁,无私地去爱护人、救助人,他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圣心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无私……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三、天人感应思想
　　
　　灾害是亘古及今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灾害作用于人类,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先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去认识自然界,所以,每当灾害降临时,先民总是将它与想象中的天帝神怪联系起来,这就是原始的天人一体观念。
　　先秦时期,先秦思想讲究天人之际。西周时,人们即认为天能对人的行为进行赏罚。春秋战国时期,灾异与祥瑞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天人感应思想即已形成。《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现出人的行为违背天意,天降灾异予以谴告;人的行为符合天意,天降祥瑞并授以天命。
　　天人感应也叫天人相应,认为灾异与祥瑞反映天的意志。秦嬴政时,《吕氏春秋》继承并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认为政令不合时令则引起自然灾害。《有始览・应同》篇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西汉前期,天人感应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密切。如陆贾认为:“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腹虫之类,随气而生。虹�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到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董仲舒的提倡,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在整个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对天人感应思想的阐述也一直没有中断。董仲舒的灾异论继承并发展了先秦至西汉前期的思想家关于天降灾异以显示对君主施政违背天道进行谴诫的思想。他将天地之物的非常异常的变化称为“异”,较小的异常称为“灾”。“灾”是上天对恶政的谴责,异是天威的体现,如果天谴不行,即施以天威。灾异谴告体现了天对君主的仁爱,希望通过灾异对君主谴告和警示,来拯救国家的衰亡。他还认为,既然天和人是可以相通的,上天能干预人事,灾害是上天对人的警告,那么人也能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消除灾难。“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这一思想使得历代统治者把天灾看成是上天对自己的警示,成为其启动社会保障制度或措施的内驱力,于是才十分积极地采取灾前预防和灾后救助措施,以防出现更大的殃咎。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官方社会保障措施的前提。
　　经过董仲舒的大力鼓吹,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上升为国家神学,并直接导致了作为经学的谶纬之学的盛行。到东汉时期,宣布图谶于天下,阴阳灾异思想继之不绝。章帝时编辑成的《白虎通・灾变》开篇即称:“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可见,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巨大,它决定着秦汉时代人们对自然的理解,也是统治者灾后实施补救措施和保障制度的主导因素。这种思想一直支持着两汉时期政府对灾害的制度、措施。在这个基础上,两汉思想家针对皇帝大谈天人感应,认为灾异谴告是主要感应形式,强调天心仁爱。
　　总之,在两汉之际,天人感应思想占据社会的主导,当时人们由此认为灾害的发生起源于人事的变动,自然是对犯错人们的警诫。这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实行提供了相应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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