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雪域记者生涯] 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

　　去年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也是我在西藏高原从事记者工作50年。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半个世纪以来,从“世界屋脊的屋脊”西部高原到崇山峻岭的藏东;从藏南喜马拉雅山脉到藏北草原,西藏12O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不留下我和同行们的足迹,用我们炽热的心,感悟西藏大好河山和勤劳勇敢的西藏人民;用我们的摄影机忠实地纪录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高原每一个前进的步伐
　　
　　十八军里的藏族小战士
　　
　　我的老家在四川巴塘（原西康省巴塘县）。听我母亲说,由于家境贫寒,受当地头人和国民党驻军的欺压,我生下第五天,父亲就流落他乡。后来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全国解放前夕,父亲所在部队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部队奉命进军西藏,首先解放了西藏的东大门――昌都。
　　1951年,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我只有11岁。同年4月11日,我随部队从巴塘出发,踏上了进军西藏的路程。我们走了半个多月路,才到达昌都,一路风餐露宿,吃了不少苦。
　　参军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我也成为一名光荣的十八军小战士。尽管当时我还不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可我知道解放军是解救穷苦人的好军队。
　　我在巴塘曾上过小学,学过一点汉语文,因此我在部队里接受革命教育的同时担任翻译任务,主要是跟随司务长,从头人和藏族老百姓那里雇马匹、牦牛,收购粮草。当时许多群众用惊讶和羡慕的目光注视着我,好像在说:“共产党军队里还有这么个小军人。”
　　
　　随部队到达拉萨
　　
　　我到昌都不久,部队向拉萨方向开拔。当时昌都到拉萨没有公路,途经许许多多险峻的雪山和湍急的江河,还要时刻提防藏军的骚扰袭击。行军时,营以上干部才配有马匹,由于我和另一个小战士年纪太小,给我们两个人也配了一匹马。我的那位“搭当”,身体瘦弱,几个月的行军,马基本上由他用,我就拽着马尾巴跟随。有一天,我感冒发烧,实在走不动了,就骑了一会儿马。结果,他跟不上队伍了,我只好再让他骑。
　　1951年11月份,我随部队到达拉萨,亲眼看到五星红旗在西藏首府拉萨上空飘扬。解放军进驻拉萨,大部分受苦受难的藏族居民无不欢欣鼓舞;有些不知情的拉萨居民,则惊恐不安,不知所措。相反,西藏地方政府表面摆出与解放军合作的架式,实际上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最恶毒的是封锁粮食。当时部队买不到粮食,整天靠土豆和野菜度日,粮食极其有限,弄到一点青稞,无法磨糌粑,只能煮着吃,许多战士浮肿、患病。
　　第二年开春,进藏部队按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号召,在拉萨西郊开荒种地,解决粮食。现在的“八一”、“七一”农场,就是那时开垦出来的。我因年纪小,送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学习。现任国家级医学专家强巴赤列、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中・坚赞平措,原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唐麦・贡觉白姆等爱国人士都担任过这所学校的藏文老师,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相互念念不忘。
　　
　　全家人赴北京上学
　　
　　回首往昔我深深体会到,我的一生,始终沐浴着共产党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也离不开汉族老大哥的帮助。1954年,部队党组织决定派我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读书,这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喜事。
　　4月30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从拉萨启程,踏上了求学的路程。当然,也是有马骑马,没马走路。因川藏公路才修至昌都。到昌都后，我生平第一次坐上汽车,然后经成都到宝鸡乘坐火车到了北京。
　　我在北京上学的第二年,真是三喜临门：我的父母亲也被送到民族学院进修,父亲在干训部学习,母亲在预科二部补习文化。父母和我都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除星期日偶尔见面外,我们都用心读书。学习期间,父母和我都被评为优等生,一起上台领奖。
　　1959年4月,组织上调我到西藏工作,因为1959年3月,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平叛和史无前例的民主改革即将进行,需要大批熟悉西藏情况、又通藏汉语言的干部,尤其藏族干部。
　　我怀着满腔热情,踏上了第二次进藏的路程。不过这一次不用走路,昌都至拉萨、西宁至拉萨的两条公路已经通车,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
　　
　　第一次扛上摄影机
　　
　　从北京回来以后,组织上把我分到西藏工委宣传部工作。根据当时工作需要,不久,又把我派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摄影。我第一次扛上了电影摄影机。
　　新影厂有几十位同志,其中包括历任厂领导、摄影师、编导、作曲、剪辑、录音、照明和制片员,先后到西藏拍摄影片。在跟他们学习、与他们合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我的老同事泽仁、扎西旺堆、计美邓珠、赵民俊等同志的指导帮助下,我和他们一起先后拍摄了30多部纪录片。
　　1960年,计美邓珠和我到日喀则谢通门县拍摄《高原短途运输》新闻主题。当时平叛改革不久,叛乱分子仍在不时骚扰新生的县、乡政府,还有境外派来的特务活动。因此当地干部对外来人员十分警觉。当时我和老计只带了记者证,没有带地区的介绍信,而且整天骑马走路,样子十分难堪,更何况我们每人还背着一只长枪和一只短枪,自然引起当地干部的注意。经过两天的艰苦行程到了县里,我们又饿又累,一顿吃了一百多个饺子,更引起他们的怀疑。我们好说歹说,他们也不相信,结果那天晚上把我们俩软禁在一间又黑又小的房子里,直到县里与地区、拉萨电报联系核实,明确我们的身份后,才配合我们拍摄工作。
　　六七十年代在西藏,记者下乡尤其到边境地区采访,这种误会时有发生,一方面西藏地处边疆,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敌特活动频繁,当地干群警惕性很高;另一方面,当时通讯不畅,无法及时与上级沟通。再者,旅途的劳累,生活的艰辛,记者不像记者,难怪人家误认为是可疑之人。这仅仅是一个插曲。
　　在西藏拍摄一个镜头,需要花费极大的代价,甚至付出生命。记得我和邱洪同志到昌都类乌齐县拍摄海拔5400米高的马查拉煤矿。据说,马查拉煤矿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煤矿,能够报道这里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一天早晨,我们扛着摄影机在齐腰深的雪山上爬了几个小时,准备在矿山上面拍全景。当我们在一个凹地避风休息时,常年无生命骚扰的积雪,突然塌陷成一个20多平方米的大坑,把我们也卷了进去。幸亏陷得不深,人没伤着,机器也完好无损,但一想到当时的情景至今还有点后怕。
　　
　　真实纪录西藏的脚步
　　
　　1980年,我和扎西旺堆到西藏东部察隅拍摄反映边防部队生活的《高原骡马运输队》新闻主题。察隅海拔一千多米,属亚热带气候,被称为“西藏江南”。要到察隅,必须经过一座终年不化的大雪山,到了谷底,公路两旁陡峭的山,时常发生泥石流。进察隅时,我开了一辆北京吉普,一路很顺利。当我们在察隅采访、拍摄3个多月,准备返回时,正值雨季,汹涌的泥石流把好几处公路、桥梁冲垮了,车子无法开回拉萨。如果等雨季过后桥梁修通再返回,要等好几个月。我们只好把吉普车寄存在部队,背着摄影机走路返回,几天后到达川藏公路然乌沟,然后又搭过路运输车回拉萨。光在返回的路上就用了十几天。
　　60年代，次登在西藏边防线上进行拍摄工作。
　　说心里话,在西藏当记者,没有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很难坚持下去。再说跟赵民俊同志拍摄《中尼边界勘界树界桩》、《修建中尼公路》新闻主题,虽然只有两分钟左右的新闻节目,但我们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跟随勘界人员爬雪山,穿越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和毒蛇横行的丛林,风餐露宿,精心拍摄每一个细节,还和勘界人员一道背运树界桩的水泥,担任谈判翻译。回来时我俩体重减轻了十几斤,但稍稍休整后又要和其他同志去拍摄下一个新闻题材。
　　在西藏摄影站工作的几十年中,拍摄了大量的有关西藏的新闻主题,用真实可信的镜头向世人展现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百万农奴悲惨的生活和民主改革后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人的喜悦之情,不少影片和新闻主题获得了各种奖项。
　　198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授予西藏站的4个老同志嘉奖,表彰我们在新闻电影事业上所作出的优异成绩,我个人获得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在自卫反击战中经受考验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及内地平原地区的一半。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带来的困难难以想象。作为党多年培养的藏族第一代记者,在我50年记者生涯中,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然而,我最难忘、最惊心动魄,甚至经受生与死的考验的经历,莫过于参加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拍摄工作。
　　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初,英国人麦克马洪施用欺骗手段,搞了一个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中国西藏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的范围。
　　1959年,印军越过非法“麦克马洪线”,侵占了线北的兼则马尼和扯冬地区,建设据点,对我方进行挑衅。我随扎西旺堆同志奉命前去纪录印军侵占我领土的真实情况。
　　1962年,印军又企图侵占兼则马尼和沙则西北的克节朗地区,利用已建好的据点,进行武装挑衅,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战士多人。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进行了自卫反击战。
　　我作为新影厂、“八一”厂前线摄制组的成员,和其他同志一起,包括新华通讯社的记者,跟随作战部队,再次到前线采访。赵民俊同志和我分到主攻部队的尖刀连进行采访拍摄。我当时22岁,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保证完成任务!”。
　　1962年10月20日黎明时分,密集的炮火声响彻山谷,分不出是我方还是敌方发射的。炮声稀疏下来,尖刀连开始向敌人阵地冲锋,我和摄影师赵民俊紧随尖刀连拍摄现场。在攻打印军据点时,赵民俊同志站在一处暗堡上拍摄镜头,不料,藏在暗堡里的印军打冷枪,他的左脚被打穿了,光荣负伤。
　　从扯冬到择绕桥纵深约有两公里的战线上,印军借助险要的地势和暗堡、密林,进行顽固抵抗,我尖刀连受阻,连续三次进攻才把暗堡拿下,迅速插入敌后,直捣敌军指挥部,为克节朗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打下印军占领的重镇――达旺,奠定了基础。
　　11月17日,西山口战役要打响了,我们随部队走了7天7夜,迂回深入敌后堵截敌人,时而穿过原始森林,时而淌过湍急的河流,时而越过敌人的地雷区,炮声、枪声不时在身边响起。也许我的命大,除了脚底磨破、脸手被树枝划伤外,没有挨过敌人的子弹。
　　11月18日,我边防部队击退印军进攻和反扑后,进驻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邦迪拉等地,胜利地完成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任务。
　　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无数战士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同样,我们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冒着枪林弹雨,用党和人民交给的摄影机纪录了我军正义战争的全过程。
　　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我荣立了三等战功,和其他参加反击战的战地摄影师一起,受到了文化部的通令嘉奖,并受到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闯入“世界植物王国”――墨脱
　　
　　我到内地出差,总有人问些奇怪的问题。主要是人家不了解西藏。西藏高原尽管高寒缺氧,生存条件艰苦,但也不是“不毛之地”,有些低海拔地区,绚丽的自然风光,不亚于江南,独特的民风民俗,更是为世人所仰慕。墨脱,便是其中的一个。这里号称“世界植物王国”,从寒带到亚热带的自然风光和各种稀有植物,应有尽有。但墨脱至今不通公路,要想进入墨脱,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良好的身体素质。
　　1981年,我怀着将西藏美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如实向世人介绍的心情,和计美邓珠一道,踏上了艰难的墨脱采访旅程。
　　听人介绍,5月正是进入墨脱的最佳季节。徒步到墨脱,有两条路,我们是从米林县境一个叫派的地方出发,翻越多雄拉雪山,走路三天多,到达雅鲁藏布江下游江畔的八崩乡。从八崩顺江而上,进入墨脱县城。这一路地势险要,气候变化无常,经常发生雪崩或被雪风阻挡,没有当地熟悉情况的向导,没人敢去。
　　不走不知道,走了以后才知道进入墨脱的艰辛。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粮食和日常用品。由于不通公路,墨脱当地干部群众的日常用品都靠人从林芝地区和附近县背过去的,而且从派到墨脱县城,必须经过几天路程的无人区。因此,我们两个人雇了几名民工,帮我们背粮食、被褥、炊具、电影胶片和其他用品,自己背着摄影机跟在民工后面,边走边拍摄。
　　走路对于高原记者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心里早有准备,可没想到的是无处不在的蚂蟥“袭击”和阴雨连绵的天气使我们吃了很多苦。开始,我们都特别小心,尽量不到草丛里去,可后来一路树木杂草丛生,蚂蟥的袭击实在防不胜防,有时十几条蚂蟥叮在你的双腿和脖子上,鲜血直流。更可怕的是,墨脱有一种毒蜂,大拇指那么大,而且毒性很大。只要被它叮上,几个小时就会死去。幸亏我们的向导和民工都是经验丰富的“山人”,因此避免了这种惨剧的发生。
　　
　　《绿色墨脱》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墨脱”,藏语意为“花”,我们进入墨脱以后更加感到名不虚传。大自然的妩媚和奇特景观,使我们旅途疲劳一扫而光。云雾缭绕下的苍松翠柏,灌木林中奇异的花草,河谷炊烟袅袅的木制民房,朴实的门巴族姑娘,还有那建造在湍急的江河上的藤桥和溜索……,简直把自己也融入了美的世界。
　　当时我们只有5000元的拍摄经费,因此我们两个人总共才有20多盒30米的16毫米胶片,所以,见到再好的美景,我们只能节省拍摄,精心策划之后,才能开机。
　　墨脱风景好,居民更可爱。世代繁衍生活在这里的门巴族、珞巴族和藏族,和睦相处,近乎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里有一个独特的风俗习惯,每当一户人家宰杀牲畜,全村人都来分享,一头猪或牛,一顿就吃个精光。我们外来人不好意思凑热闹,结果人家把我们的那一份送了过来。
　　我们从5月进入墨脱,8月底出来,历时3个多月,的确吃了不少苦,但心里乐滋滋的,因为我们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经过编辑后的《绿色墨脱》,第一次较全面完整地向国内外展示了西藏高原迷人的风光和独特的民俗,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对于宣传西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永远珍藏在心里
　　
　　今年62岁的我,回想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深深感到:自己为党的新闻事业作了一点贡献,取得了一点成绩,首先离不开党组织的关怀和老同志的帮助。从我第一次扛起摄影机那天起,许许多多老师,包括汉族老师和我们记者站的老同志们,耐心细致地给我传授技术、经验,让我尽快成长起来;在生活上,他们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和站里同志们之间已建立了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将永远珍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