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齐俗训》的主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淮南子画家的牡丹花

　　摘要《淮南子・齐俗训》的作者认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习俗,这些不同的习俗是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道德观念的反映,作为君主,不应当也不可能不顾地方、文化的差异强令风俗整齐划一,而是应该对不同的习俗都要给以尊重,不能认为不同的习俗有高低贵贱雅俗优劣之分,更不能搞一家独尊,否则势必会背离自然规律,损害人的天性。这种见解对于今天的运用政治智慧思考与解决民族宗教、文化冲突等问题,依然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齐俗;主文化;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32-0148-01
　　
　　在《淮南子》成书的时代,统一的刘氏西汉帝国经过几十年黄老政治的休养生息,逐渐走向巩固与强大,这时的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如何治理南越北胡东夷西戎,成为了政治上的重要问题。所以其书专门有一章《齐俗训》来探讨风俗问题。“齐俗”的意思就是用“道”的观点平等地看待不同的习俗,承认其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这无疑是封建时代在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中央与地方问题上的重要见解。
　　在《齐俗训》中作者指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习俗,这些不同的习俗是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道德观念的反映,它们在形式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在维系独特的文化形态与生存方式上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作为君主,不应当也不可能不顾地方、文化的差异强令风俗整齐划一,而是应该对不同的习俗都要给以尊重,不能认为不同的习俗有高低贵贱雅俗优劣之分,更不能搞一家独尊,否则势必会背离自然规律,损害人的天性。作者主张应该用“道”作为衡量一切习俗的标准,用“道”将不同的习俗统一在一起,即认为一切习俗都是平等的,自然的,合理的,可以共存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得到大治。在这里,《齐俗训》与《庄子・齐物论》之“齐”无疑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是与庄子要通过“齐物”来泯灭是非不同,《淮南子》以不齐为齐,承认差别,统而包容之,表达的是对于诸多个体价值的普遍性认同,即承认所有个体都各具独特价值。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的确,每一个个体相对于它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言,都是伟大的,无论这个个体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项风俗还是具体到每个个人。从《齐俗论》体现出的对存有差异但却有平等价值的个体的充分的关注与尊重来看,它是《淮南子》光辉的民本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淮南子》所论的风俗,基本上是指起于民间、体现民心、发自民意、反映民情,而又带有特定的地域、历史及文化色彩的东西。《淮南子》所重视的是风俗的内在本质而非外在的形式,所强调的是风俗在维系社会秩序中体现的作用和功能而非其具体表现。《淮南子》主张正确认识风俗的差异,不认为某一种文化形态下的风俗比其他类型的风俗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权威,并且明确反对以一种风俗压制另外一种风俗。正如《齐俗训》所云:“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并且,孔子之术也不能使鲁国强盛。言下之意,它更不能行之于全国。由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风俗差异,并不意味着风俗之优劣高下或是非对错,只要能各得其宜,则风俗之间的不同不仅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反而有益于维持社会的秩序。作者在书中还例举了另外很多历史事实,用以说明政治好坏不在礼节服饰等形式上,而在治国理念与方略上。《齐俗训》认为,作为一个统一大国的君主,必须胸怀宽广,尊重四面八方的奇风异俗,方能怀远安民,使中央政权得到巩固。
　　不过,《淮南子》并不是让君主放弃对风俗施加适当的影响和引导的责任。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可见,古人即认识到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在良性运行,其社会是否保持良好的秩序、其民众是否拥有美好的风俗,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道德的沦丧和风俗的败坏。而所谓的风俗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带有时代特色的行为方式构成了风俗。并且,风俗还具有鲜明的的地域性特征。《淮南子》认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语言、服饰、礼俗的差别并非由人的先天因素决定,而是取决于后天的生长环境与教育方式。但特定的风俗对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特定的风俗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会逐渐地内化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行为与观念之中,甚至会改变人的本性。《淮南子・泰族训》以水喻风俗,认为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通则清美”,“不通则污恶”。因此君主应当着力于教化民众,“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泰族训》)《淮南子》正是在肯定风俗可变的基础上,指出了风俗之于治国理民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君主对于风俗应当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总体而言,《淮南子》主张的是:在礼仪习惯方面,君主应该存异随俗;在民风民心方面,君主应该化邪归正。
　　《淮南子》认为,当一个社会财用有余、人民富足时,则风俗趋于美善,反之,则风俗及易流于丑恶。《淮南子》还认识到君主之好恶凭借着权势的支持,可以大大影响到风俗的形成与变化,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由此可见,君主在承担“移风化俗”之职责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人民生活的衣食无忧以及维护政治的清明有序。然后君主以本人的身体力行,为民表率,树立一套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道德标准。而且,作者还认识到“高不可及者,不可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齐俗训》)君主不应当对一般民众提出过高的要求,因为标准太高达不到化善为俗的目的,道德教化的标准须使多数人能够达到。
　　《淮南子》专门提出一套“齐俗”理论是用心良苦的。自秦统一天下以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演变成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说的这样:“在上面,是中央集权帝国,是庞大的科层组织;在下面,则是无数分散的、大抵上终生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这两层结构并不紧密衔接,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车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是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的,如果说处于上面的科层组织或曰“官方社会”主要是依据以儒家道德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运作的话,对于处于下层的小农社会或“民间社会”,起作用的一直是由各种风俗构成的“小传统”。显然,相对于频繁改朝换代的官方社会,民间社会是相对静止与稳定的,前人的经验与传统是解决生活问题的主要依据。而对这样的传统,人们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自然会随之而产生一套价值,形成一定的风俗,而人们对于这样的风俗也就自然地加以顺从。《淮南子》一方面看到了风俗对于治国理民的重要意义,以及君主对人民施行教化、“移风易俗”所能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基于时代、地域差异的风俗的多样性对于小农社会自治与稳定的不可或缺性。
　　《齐俗训》所明确表达的对风俗多样性的尊重态度,显示了刘安作为地方诸侯势力代表的一贯政治立场,也是他从既维护中央权威,又保护自身王国权利的角度对解决当时日益激化的中央政权与王国之间的政治矛盾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构想,刘安承认中央是树干,王国是树枝,“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主术训》)。他身为诸侯王,能从国家大局出发,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宣扬地方政权不得僭越中央政权的政治思想是可贵的。这与后来董仲舒“强干弱枝,以明大小职别”的主张完全一致。但是,《淮南子》清醒地认识到,谋求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仅仅强调中央集权是远远不够的,不同的区域还有自己民风民俗、自然特征以及各种特殊状况,搞“一刀切”是不合适的,因而应当保持王国的相对独立性,保障分封国按照自身的特点和实际状况施行教化的权力。刘安君臣害怕中央集权的无限扩张,惟恐限制增多、自身利益被侵夺,痛恨中央统治层动辄打着“仁爱”、“礼义”的虚伪旗号进行讨伐的威胁。他们虽然支持统一,但这种统一是松散的统一,是能确保地方王国得到自由与权力的统一。同样,他们也十分反感对风俗礼制的强行统一,希望包括风俗在内的封国内的所以事务都不要受到干扰与压制。作为让步,王国的丞相、军事长官固然可以由中央任命,但是具体行政事务应该由王国自行处理,中央不应过多干预,只要王国与中央互不侵犯,“各得其所安”,整个国家也自然就长治久安了。《淮南子》这一构想非常近似于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中的联邦制,可惜的是这种理论根本不可能得到喜好扩边战争、推行个人高度集权的汉武帝的认同。
　　淮南王与淮南国的悲惨命运是注定的,纵使作者倡扬齐俗论也改变不了什么。《淮南子》之后的历代统治者借助经学来“移风易俗”,其目的就是要以经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之懂得“君臣父子之纲”,从而自觉维护和遵守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随着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以及经学与科举制度的结合,使得这套“大传统”不断地侵蚀并取代着民间“小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由此定型,儒家独尊也由此落实。然而,其代价是处于下层的小农社会日益衰颓,丧失了应有的活力,中国古代也终于没有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西方历史进程中的“市民社会”,从而自发地走向现代化之路。
　　不过,齐俗论所阐述的一些道理是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不会过时的。今天的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不同民族、种族、宗教之间的纷争与战争。美国学者亨廷顿甚至称之为“文明的冲突”。文化或文明的交流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常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就是“文化震惊”。所谓文化震惊是指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当他初次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这时候,如何用“齐俗”的观点来平等友好地看待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就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面积广阔,人口、民族、宗教构成异常复杂的国家,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就极其形象地概括了我国风俗、民俗的多样性。如何正确对待不同风俗习惯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以及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而且,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里面有两种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并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创举,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关系问题,以及未来两岸中国人以何种方式避免兵戎相见,实现最终统一,都是对于当代中国人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在这方面,《齐俗训》依然可以给予很多借鉴。另外,我们当今社会也是有“主文化”与“亚文化”之分的,如何大力弘扬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主文化”,又尊重与保护各种“亚文化”及其受众,并且积极引导不同“亚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话题。此外,在全球化步伐逐渐加快的今天,当中国面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不断入侵时,保护与发扬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以及生活方式就更是要上升到了保证我们民族特性,保持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的高度来认识了。以上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都是判定《齐俗训》在今天依然具有巨大理论价值的依据所在。
　　
　　参考文献
　　[1]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2]杨有礼.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3]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刘贯成(1963-),男,中共淮南市委党校副档案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