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表现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展开批判的重大意义】 解读红楼梦的惊天秘密

　　一　　最近，由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同志首先发难的！引起文艺界热烈讨论和注意的，对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的工作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展开批判这一事件，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文艺思想所作的剧烈斗争，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又一次严重斗争的开始。
　　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工作中，虽然在考据上获得了若干有用的成绩，而在他评价、分析这部杰出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却十分明确地表露了他底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
　　早在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对于文艺，除掉赏金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三……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趣味的）研究，其对象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木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个闹着顽亦可。这种不严肃的没有科学观点的“闹着顽”的研究态度，正充分地表明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封建意识较浓厚的知识分子，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在一九五四年，俞平伯先生所作的“红楼梦简论”一文的结尾，他虽然宣称对待这一古典巨著“应该用历史的观点还它的卢山真面，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使它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同时减少它的流弊的发生。”但我们检验一下他的研究实践，就不能不说他的研究实践和他这一段话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从他在一九五0年把“红楼梦辨”修订出版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从他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若干近著，特既是从他说出这一段话的那篇“红楼梦简论”中，我们仍然看到：他研究“红楼梦”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三十年以前“闹着顽”的态度，他那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不但是原封末动，而且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的。
　　二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的“作者底态度”那一章里，牵强附会地根据所谓“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的话”和所谓“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一生的历史”认定“红楼梦”纯粹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它底思想内容只是：（1）感叹自己身世；（2）情场忏悔；（3）为十二钗作本传。在“红楼梦简论”里，他自己依然批判了“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的错误看法，认为这有三种不妥当处，认为“虽有真人做模型，经过作者文学的手腕修饰以后，却巳大大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但这是由于他经过多年的考证工夫之后，觉得如果死抱住“红楼梦”是自传小说的观点，就有许多地方发生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才下了“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曹雪芹也不等于贾宝玉”的新判断。是从“小说恐怕不好写”的文章家的眼光着眼的。他仍然认为“红楼梦”是作者“自从生平”的书。并没有认识到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极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每一典型人物都系由作者高度地综合了作为社会的人的无限丰富的内容而创造出来的。由于俞平伯先生对于现实主义的无知，更由于他那半封建半殖民地所孵育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底软弱性，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认识到这部深刻地暴露了并批判了了整整一个社会制度——封建制度底一切缺点和弱点，并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制度再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和必然崩溃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对于中国人民具有怎样的教育作用。他只能把它理解为描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个人穷通的，供人“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作品。虽然在某些地方，他也说到：“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小说，”和“红楼梦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均见“红楼梦底风格”）。但他所说的革命精神，是指的曹雪芹敢于在文章风格上打破能人的里臼，“他（指曹雪芹）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却不定是有意与社会挑玷”的。而这部问题小说所揭露的究意是些什么社合同题呢？从事“红楼梦”研究三十年的俞平伯
　　先生，却完全没有接触到。全面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溃疮，几百年来为千百万人民用热烈爱好的“红楼梦”的产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现象。对于这样重大的社会现象，不联系时间、地点和条件去作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的论断，而把它孤立起来研究，认定“红楼梦”只是叙述某一家族某一个人的与衰穷通，而降低它的反封建的战斗意义，这正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和他们底真正意图的所在。
　　俞平伯先生认定“红楼梦”以梦幻为本旨，其生要观念是“色”、“空”。那就是说作者曹雪芹底著书基本思想就是这个观念。而当俞平伯先生论述到书中人物的功能问题的时候，说道；“这些人，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日净末丑脚色各异，却大伙儿都来表演这整句的戏叫《红楼梦》。这正如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在他们的文章里所指点出的：那就是说书中这些人物都是在表演这个基本观念的。在俞平伯先生看来：不是艺术家从现实中得到感受，用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不是艺术家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物典型，而这些人物的遭遇，也似乎不是现实的悲剧；在俞平伯先生看来，这些人物却都不过是艺术家借用来表演他的主观观念的工具，就好像黑格雨的哲学，说一切客观实际都体现着他那所谓“绝对观念”一样。就这样，俞平伯先生便完全抹煞了“红楼梦”这一悲剧的现实意义。虽然，这里的唯心论观点是十分明白的。
　　我们姑且不说，从“红楼梦”的正面典型人物底对于封建制度、礼教、伪道学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科举制度的深刻憎恨上，从他们对于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热烈执着和追寻上，从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上，我们决不能得出“色”、“空”观念是贯串全书的基本思想的结论。即如作品所题示的：这个观念确也在若干篇幅上出现过，曹雪芹出身于封建贵族，而又亲身经历了家庭破落的境过，那么，在他的整个思想意识中出现了道个落后的虚无的观点，是很自然的，因为这种落后的虚无的思想，原系一切没落的阶级所难以避免的。但由于作者正视了现实，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他所创造的生气勃勃的形象，已使这个灰色的观念暗然失色。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战胜了他的人生观的最后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头脑的批评者就不能根据作者某个落后的观点来评价全书，而是要根据全书主导的方面，根据艺术形象所显示了的东西，根据作品客观上所引起的实际效果，并且要站在人民的观点上，来封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托雨斯泰在“安那·卡列尼娜”的首页上引用了一句圣经作为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注）我们如果按照作者这句题词的思想去评价全书，那就只能得出反动的宗教的结论。而列宁在论及这部分伟大的作品时，却称誉托雨斯泰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在他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反映了农民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反映了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农民的思想和情绪。可是我俞平伯先生正是属于前一类的批评家而不是后者。俞平伯先生为什么特别喜欢曹雪芹这一落后的观点，而不喜欢他好的东西呢？我认为这是和俞平伯先生自己的人生观和阶级立场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