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文纪录片创作再思考：观念与伦理_

　　[摘要] 伴随着社会改革、媒体创作理念的改变，人的主题、百姓意识、平民化视角成为纪录片创作的主导观念和意识，由此，纪录片创作的价值取向、美学原则、与现实关系、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大异于以往，人本位价值观、人文精神展现、对人性主题的表达和眷顾成为当代纪录片创作者的共识。这使得纪录片创作在题材选择，创作手法和风格，创作态度上发生转变，在创作伦理观念上也有了新的思考。
　　[关键词] 社会人文纪录片创作 伦理观念
　　人文关怀与思考是社会人文类纪录片创作的重要理念特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没有人，一切创造只是荒芜，徒然，没有终极目的。人的生存与机遇、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外界的联系，人对世界的思考和探索，是纪录片涉及的基本命题。纪录片是直接切入社会现实创作方式，由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就成为它首要的关注对象。
　　社会人文类纪录片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与社会现实有天然的贴近性，它所展现的是社会发展和变迁，是社会里的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际遇、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像记录。就其创作特征来讲，它应该与社会各方面发生联系，能够敏感碰触到时代的神经，由此才能更好地和它的观众建立联系。[1]对观众而言，纪录片提供了观照他人和自我的机会，像是一面现实的镜子，透过它，人们可以看到并理解人类自身的处境与状态。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谈到拍摄影片一个最原始的动机，认为“经由拍电影的人来描写人的心灵，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光明，分享和困难斗争的勇气，分享活着的乐趣和活下去的美好”，[2]真实的记录社会生活，告诉下一代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是每一位纪录片工作者的使命。
　　创作观念转变与现状
　　国内的纪录片创作，在专题片时代，明确的思想主题和达成的宣传效果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内容不过作为阐述主题的工具与手段，政治化是纪录片的总体表征和要求，充斥其中的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功能，片中的人物更多的是以政治性的符号出现，作为个体的人，其命运与思考不过是社会大背景下模糊的影子。伴随着社会改革、媒体创作理念的改变，人的主题、百姓意识、平民化视角成为纪录片创作的主导观念和意识，由此，纪录片创作的价值取向、美学原则、与现实关系、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大异于以往，社会人文类纪录片开始在中国的纪录片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人本位价值观、人文精神展现、对人性主题的表达和眷顾成为当代纪录片创作者的共识。
　　经过长期积累，国内社会人文类纪录片创作相较上个世纪，已经有了巨大发展，纪录作品涉及社会范围更加广阔，思考深度拓展，制作手法也更精良，但是与国外的纪录片制作依然有一定差距，另外就是在自身的发展轨迹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下面仅从题材选择，创作手法和风格，创作态度上做出分析。
　　首先，在题材选择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在被称为“新纪录运动”为标志的创作转向中，国内的纪录片逐渐脱离形象化政论的样板，在人文关怀的旗帜下，重拾对普通人的关注，然而在经过一段繁荣之后，纪录片创作却面临选材僵化的问题，在“疏离了宏大叙事的同时,也逐渐在个人化、底层化、诗意化过程中, 掉进了琐碎、边缘、犬孺化的裂隙中。”[3]在对客观记录的强调中，一些作品因为缺乏了与时代事件的关联而失去其应有的文本重量，这种状况在栏目化纪录片中更为突出。为了应付日常播出的压力，范式化是纪录片栏目必须的选择，然而在将创作模式固定的同时也抑制了创新的机会，如何从千万个普通人中筛选出典型，才能勾勒现实社会的真正面貌，都在选材上为社会人文类纪录片设置了难题。而在近二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创作中，虽然提供了主流之外的视野，但是在创作上还是存在只多为边缘题材的局限。
　　对纪录片创作者来说，现实社会有着无尽的题材可供选择，不可否认的是，每一部纪录片主题、视角的选择都无可避免的会带有个人特色，但是以现实为出发点，保持纪录片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关系，通过社会人文类的记录，加强关注现实、切入现实的社会责任和意识，是社会人文记录一个基本的起点。更进一步的，如同一些学者建议的，在对社会现实关注的同时，如果能通过媒体渠道，或者开设慈善热线，切实帮助需要的人，坚持平民视角的同时，关怀现实人生，才是让纪录片为变革社会做出真正的努力。另外，在选材内容和视角上，“应该更多地拓展从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甚至经济学的、政治学的角度对人和社会进行多元的观察与描述的可能性，在文化视野的拓展中寻找自己的经典意义”，[4]由此，才能丰富多角度的呈现现实世界。
　　在创作手法和风格方面，纪录片创作出现了对纪实手法与真实关系的探讨。上个世纪中国纪录片创作，对纪实手法的重视源于对专题片假大空现象的否定，纪实的追求实质上是对真实性的探索，创作手法的反省，是为了思考不同话语叙述的可能性，但这种讨论最终局限在了技术手段的应用上，比如同期声、长镜头等等。然而纪实手法本身并不能等同于纪录片真实性的实现，纪实风格的出现，并非创作者主体意识的消解，相反，它对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有更高的要求。从表面看，对原生态的客观记录，生活流程的展示，以一种近似于生活现实的模式呈现给受众，但从深层看，纪录片永远截取的是生活的片断，而且是经过筛选、重新组合后的片断，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来自于生活，又不同于真正的生活，它是生活的提炼和聚焦，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在并未经历生活本身的前提下，纪录片提供给观众思考审视现实空间的一个摹本，也要求创作者有更清醒的主体意识，更独立的人格和艺术品格。
　　在风格上，怀斯曼、小川绅介等冷静观察、记录社会的手法深深影响了一时的创作风气，如上个世纪90年代的《八廓南街16号》、《阴阳》等等，而近几年的独立导演的作品《秉爱》、《旋转楼梯》、《算命》、《小李子》等一批优秀作品，进一步拓展和推进了人文纪录片的多元风格。然而，也有一些作品在对纪实的追求中把手段当作了目的，执著于手法的纪实却在主题的呈现上失真，有些创作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尝试更丰富的表达，真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未来的社会人文纪录片创作，在遵循真实的基础上，应该有更开放的呈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