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国进民退”是中国改革进程逆转的开始

　　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在这个时期，中国掀起了“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中美共治)成为国际流行的词汇，甚至引发了“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凸显，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的，是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以及如何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并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于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则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似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世价值。这两种思潮的观点者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而两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回到“文革”时期，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
　　表面上看，两种思潮似乎都有一定事实根据，但两者对于事实的理解是错误的。
　　如果将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的确是我们国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太多，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就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国的改革始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而改革进程中我们的经济之所以能有持续高增长，正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在减小。也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并且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是不可能在一个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的。
　　并且，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造成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的国有企业攫取的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而这些矛盾和不公平正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从而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
　　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埋下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张维迎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