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白杨_白杨大姐和君超导演

　　我第一次见到白杨大姐是在1960年的11月间。那时，我刚调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不久。一天，食堂供应每人一客红烧肉，许多平时不坐班的导演、演员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来到厂部，等待中午开饭好领到每人一份的大块红烧肉。年轻的朋友可能难以理解，在物资十分匮乏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能额外尝到一份不用肉票的红烧肉，在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当时，电影系统在宝山办了个上影农场，并饲养了一些生猪，既可让“知识分子”到农场“劳动锻炼”，又可为职工们提供一些副食，真的是一举两得。当农场杀了猪并供应给各厂时，职工们犹如过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在东部厂区办公室内聊天的人们，不知听了谁一声招呼：“十一点半了，快去排队呀！”人们便一哄而散，连走带跑地涌向马路对面的食堂，我也随着人流进入食堂排队，等候那让视觉嗅觉和味觉都得到充分享受的时刻。
　　窗口还未打开，我举目望去，咳！许多心仪已久难得一见的“明星”级的艺术大师们都赫然进入我的眼帘，那一排当中不是演员夏天嘛，在他身后是朱莎吧！嗨，大名鼎鼎的艾明之、卫禹平和凌之浩也来啦……正在举目四望时，忽然眼睛一亮，排在我前面相距四五个人的居然是大明星白杨呀！只见她正在和别人聊着什么，笑眯眯地显得大方而亲切。
　　未几，窗口打开了，在这个窗口值班卖饭的是炊事员包金松，他手脚飞快地打菜饭、收饭菜票。到了白杨时，包金松麻利地将盛在菜盘中的一块红烧五花肉倒在白杨的饭盒里。这时，有人打趣道：“白杨，你这块肉比别人的大，是包金松特别照顾你吧！”白杨笑了，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大概吧！”微笑着走了，一边还不停地与大家点头招呼。
　　于是，白杨大姐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方、庄重、和蔼而又亲切，既不失大明星的风度，又绝对没有什么“架子”。
　　我认识了她，但与她并无交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才有了合作的机会。
　　她担任上海明星艺术团副团长，随我去新加坡演出，这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是让我难以忘怀的。
　　论年龄，论资格，论从影时间，论艺术造诣，我只能算是个“后生”，而白杨大姐的的确确是位前辈，请她来担任我的副团长，合适吗？但这是电影局党政领导班子研究并决定的安排，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白杨。
　　我将中侨集团林日顺邀请我们组成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的经过向她作了说明，她马上回应说：“这是好事嘛，我上次去新加坡，林先生就说过这件事，现在由电影局出面来组织，就更好了。”
　　我说：“局里想请你和谢晋担任这个艺术团的副团长……”
　　她显得很高兴，说：“你来当团长，我们一定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白杨大姐一下子就消除了我的尴尬，我觉得什么解释的话都用不着说了，便对团员的构成征求她的意见，而且没有费什么劲就与她达成了一致。
　　我便趁机问：“白杨大姐，您出个什么节目呢？林先生很希望你亲自登台，满足新加坡人的希望。他对我说：‘白杨女士在新加坡的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新加坡人都记得她，尤其她上次来新加坡时给观众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她一定要有节目！’你一定要来一两个节目……”
　　她想了一下，说：“我上次访问新加坡时，创作了一首小诗，题目叫‘我见到了新加坡’，我可以登台朗诵这首诗。”
　　这时，她的爱人蒋君超导演从旁插了话：“如果能请人作曲，谱成一首歌，岂不更好。”
　　我和白杨听了，都说这是个好主意。后来，我请作曲家金复载写了曲子，白杨听了演奏和试唱之后很满意。这首小诗和写成的歌便成了我们在新加坡演出时每天必定上的“开锣”节目，受到新加坡人的热烈欢迎。
　　根据谢晋的提议，不仅将白杨的朗诵定为每场演出的“开锣戏”，而且让吴雁泽演唱了这首歌，取得了更为轰动的效果。白杨后来将小诗加了一个字，更名为《我又见到了新加坡》，赋予诗作更好的含义。
　　我调到上海市文联工作后，与她的联系与合作空前地多起来。比如：接待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接待外国电影界人士代表团等，往往都请她出场，她的不俗谈吐、她的仪态大方、她的举止端庄，都为我们接待方加了分。尤其是，她有很多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朋友，她善于利用与这些友人的交往作话题，使对方很快就和我们拉近了距离。而我则暗暗地为她的“外交风度”竖起了大拇指。
　　在文联组织的、有她参加的活动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她参加的慰问太浦湖工地劳动者和对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上海新中华机器厂、上海飞机制造厂的慰问演出。
　　在筹备这些慰问活动组团时，我都请她担任团长。第一次请她时，她认为还是由我这个书记当团长为好，当我说明请她带队的意图——由一位在艺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来领军比我这个行政主管担任团长更有代表性与权威性，会在被慰问对象那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产生更积极的影响。经我这么一说，她便不再推辞，以后再请她时便不用我再解释了。
　　从太湖开出一条大河到上海，是解决太湖周围水患的一项重要工程，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军民奋战在这个工地上。我们文联组织了文艺家们到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对鼓舞士气产生了很好的作用，许多著名演员踊跃报名参加，成了“知名演员最多、演出水平最高”（工地广播新闻用语）的一次演出，而白杨大姐在演出前的讲话，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倾注了这位老艺术家的激情。我记得，她是用这样的话结尾的：“战斗在太浦河工地的同志们，在你们的背后，有超过1000万的上海人民，也包括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我们一定用自己在不同岗位上的努力，来支持你们胜利完成这件关系到江、浙和上海安危的重要工程！”虽然，她讲话的全文我已难以复述，但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却从未在我记忆中消失。
　　1994年冬，白杨中风了，我闻讯后与时任文联党组成员、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的刘泉同志去看她。这时，她的丈夫蒋君超已先她而去，我们在见到她之前特别担心她的情绪不佳。但在见面之后，我们发现她虽然活动和说话有些障碍，但神志安详，穿着整洁，情绪正常，思路也比较清楚，使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我们在询问了她的病情后，请她注意休息，说了“吉人自有天相”这类安慰的话，她也连连点头称“是！”这时，刘泉有些“技痒”，说：“我最近给几个人发过功，有些疗效，给你发发功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