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胶唱片的情怀] 最好的黑胶唱片机

　　小时候我就很熟悉唱片上的这个图案：一只垂耳小狗端坐在留声机的大喇叭筒前面，下面一行英文字写的是“牠的主人的声音”。这是美国老牌RCA唱片公司的注册商标。家中的这些唱片大都是灌注了西洋古典音乐的大段曲目，也有一些三四十年代欧美的流行音乐、舞曲和唱歌等。到了解放以后，能够买得到的唱片就只有前苏联和捷克产的两种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内容当然是乏善可陈。
　　那时候在淮海路陕西路口，有一家永丰唱片店，现在已荡然无存了。这家门面不大的唱片店里当然也只有苏联和捷克的唱片卖，店堂里有点冷清，可店堂外却颇有些名堂。规定是每个礼拜天下午一两点钟的辰光，有那么一些同好，夹着用报纸包着的唱片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是交换，或是出售，也有互相交换着回家去听听的。一般是一个星期为限，约时大家再还回来。这种类似集邮般的交易活动到了三点钟就结束了，然而有些人还会走几步路到当年上海电影局斜对过的复兴西餐社里去吃咖啡。因为这家西餐社里有一架商用的电唱机，你可以用两毛钱请服务员替你在这架五斗橱大小的美国机器上播放一张你自己带来的唱片。喝一杯香浓的咖啡听听唱片，在当年算得上高级的享受。座上也有些人是早早专门候在这儿，沾点便宜来听免费音乐的，当然他们是不参加交换唱片活动的纯听众了。
　　就像焦晃最讨厌人家说什么“娱乐界”之类的话，我也很讨厌听到“发烧友”这三个从香港夹带进来的字眼。我真诚地认为：当年这批人是古典音乐爱好者，是懂得欣赏古典音乐的人。诚然，当年唱机和唱片都不便宜，大多数拥有者是需要有一点经济实力的。而且能够接受沾染一点西洋音乐的人，怎么说也同家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确是同工农兵有距离的，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历史状况吧。因此，参与这个活动的人们不能说偷偷摸摸像做贼一般，也是小心翼翼十分低调。到底解放不久就经历过思想改造等等运动，这点“政治觉悟”还是有的。所以，这批人除了交换唱片、喝杯咖啡听听音乐之外，大家在平时都没有什么来往，彼此之间也从来不相互打听个人信息，就是熟人见了面也不过点头示意而已，心知肚明这种活动是不会持久的，更不要说万一当中有个人出了点事就会牵出一大箩来。
　　记得其中有位中年男子，看上去像教师模样，大家就相互私底下提醒：这个人是“条令”（当年对便衣警察的不敬语）！有次他不知怎么的问及著名波兰现代钢琴家巴达洛夫斯基，大家就认为他是在套人们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想抓点把柄什么的。因为这位在1941年去世的钢琴家，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波兰人民的普选，当选了波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二战以后波兰政权改制，将这个前政权明确定性为波兰地主和资本家所组成的反动政权，这位前总理就铁定是波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当时什么都要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气氛下，谁敢议论巴达洛夫斯基的音乐造诣就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最起码这位著名钢琴家是亲美的，曾经在纽约的卡内基中心登台演出过，死也是死在了美国，还有过一部好莱坞电影为他树碑立传。在当时有谁胆敢说一句他是世界著名的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担任过华沙音乐学院院长、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是他的高足云云，这是引祸上身，麻烦大了，上海话讲是“寻死勿拣日脚”。可是再过了几年大家就会认识到“足够小心”还是不够的，认真改造才是必须的，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被阳谋进去了。
　　当时，又过了一段日子，复兴西餐社里的商用电唱机被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自发的音乐欣赏活动就戛然而止，咖啡还有得喝，古典音乐却没有了。交换唱片的低调活动还持续了一阵子，不过大家是唱片拿到手就散去回家，不再聚在一起默默地听着音乐喝咖啡了。
　　再到形势更加明朗的时候，鬼才会夹着唱片到永丰门口去候了嗨！到了反右开始，这件事（甚至其中有些人）就被彻底地画上了句号。
　　事隔廿年以后，在南京路浙江路口，我正要过马路时，同一个人互相对视，一声：“咦？！”一声：“侬？！”两只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热情地一定要拉我到边上的“沈大成”点心店去吃两面黄肉丝炒面。真是劫后重逢有说不尽的话。
　　当年我们在永丰唱片店门口，都叫他“跟班”。他总是手里拎只交关有派头的硬扁箱子，是专门携带唱片用的。他跟着一个比他大上五六岁的青年人来，青年人永远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布人民装，不过明显看得出是仔细烫过的，领圈里露出一截雪白的衬衫领头，不经意一抬手就露出一只汉密尔顿牌子的金表来。当年我还是个中学生，“跟班”不过比我大两三岁，他跟在后头不大说话，不过一开起口来却头头是道，对各种唱片的曲目和版本熟悉得不得了。就这样的一个人，廿年的岁月似乎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说当年他的父母在少爷家帮佣（我没有猜错，当年他俩是主仆关系），少爷喜欢听音乐，坐在沙发上拿杯咖啡懒得起来换唱片，就叫“跟班”专职从唱片柜里取唱片，放在唱机上面一张一张放了换，换了放。因为少爷听了要发发议论，不管听得懂听不懂，“跟班”就成了他的忠实听众，这样他就熟悉了西洋古典音乐，他这个“唱片管理员”就同从前的许多图书管理员一样，学会甚至爱上了欣赏古典音乐。怪不得当年他对唱片的版本和目录是这么熟悉呢！
　　他说“三年自然灾害”格辰光，少爷家里人走得精光，就留下一位老太太由他母亲服侍着。到了**，这位资产阶级老太太扫地出门，同他们一家人挤在这幢花园洋房的汽车间里。里弄里的人勒令老太婆去扫弄堂，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颤颠颠地拿把扫帚在前面做做样子，后头“跟班”的母亲帮着实际打扫。“跟班”说，“格邦阿乌卵（骂人的上海话）要批斗阿拉姆妈，讲伊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勿是阿拉爷拉牢，我差点搭伊拉打起来。”这个“跟班”也忒忠心了呢。
　　少爷后来神气活络地夹着皮包回来了，当年可是夹着尾巴逃跑的呢。少爷问“跟班”要带点什么给他，“跟班”说不要手表不要照相机，只要一台“两喇叭”（改革开放初始，国内十分流行的日本产立体声磁带录放机，机上装有左右一对内嵌式喇叭）。不要邓丽君带子，只要西洋古典音乐带子（指盒式录音带，现已绝迹）。他对少爷说，“我真是肉痛啊！断命红卫兵扫四旧，拿只电唱机劈劈脱，拿一张张唱片掼勒地上粉粉碎。奈现在勿怕了，我又好听古典音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