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成年人】

　　我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是一个社办茶场。初到时，这里条件十分简陋，每间土砖房里，设三床位但住六人，于是每人便有一床友。　　大田就是我的同床。但这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鞋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以枕巾代帽，此类应急行为更是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时间一长，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嘛。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田”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田”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落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严密的物权保护在茶场依然无效，而且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几个破衣烂衫的农民也常常来“公用”一下城里娃的鞋帽。
　　大田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小马夫、狗腿子、虾兵蟹将那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将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用足尖跳出芭蕾舞剧的男一号，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高位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戴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笨猪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农友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划，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伙伴们，特别是那些农民，明白小提琴是怎么回事，芭蕾舞是怎么回事，卢浮宫镇馆之宝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是，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的时候，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田气不打一处来，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蒙古式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二百五。”贺大田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明珠暗投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搞破坏啊?”
　　“你还敢打人，街痦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啊?”
　　这就是队长、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是习过武功的，一气之下还扇来耳光，闹出一场大打出手的两方恶拼。人们的说法是，场长舞得了钯头和条凳，与大田的欧式拳击各有千秋，谁也占不了上风。为防止今后的持久战，场部议了好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田，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还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背诵电影台词，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苦苦寻找，直到盯住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享清福呢?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啊。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啊。快看，他又走了，又坐下了，又走了，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了……
　　大家愤愤谴责场部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甚至觉得同场长练上一趟还真是个好办法。
　　那家伙确实有如鱼得水的劲头，大概也在张望这边，便不时送来几嗓子京剧，或一声快意的长声吆喝。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他可以唱戏，可以画画，可以捉鱼，甚至可以在树荫下拉屎，蹲上一个或两个小时。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则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孩子，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据说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不少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丹青高手，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部门还派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庆典筹备，一去就十天半个月，白白送给他更多吹牛的机会。关于剧团女演员争相给他洗球鞋的艳闻，就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吹牛皮，吹得皮肤变白了，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的**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说：“恐怕不行吧?”
　　场长说：“就是嘛，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一个盗窃犯，什么东西!”
　　旁人又吓了一跳说：“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了?”
　　场长还是不回答。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明察秋毫和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饥馋、思念、忧愁，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深藏着无穷的激情。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总是把那纤纤玉手保护在手套里，哪怕这使他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啊。这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跟着大家去庆祝和高兴，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足以让人吓一跳：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啊，占上先机了，夺下头功了，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