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已成往事:当爱已成往事原唱

　　1958年一个暖人的日子，阳光照在他白净的脸上，温柔而明媚。这一天，他第一次见到了年纪相仿的她。　　她是青海省平安县一家车马店老板的女儿，大眼睛薄嘴唇，绣的花样儿谁都夸。他是附近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受过学堂教育，待人亲切有礼。
　　认识她以后，他便常去这家车马店帮忙，拉着旅人松下的马缰绳，把马儿牵进厩里，捧来垛子里的草把它喂饱。而她长时间地坐在门槛上，用麻线细细密密地纳着千层底，为他做一双合脚的鞋。
　　在这一针一线的光阴里，他和她走在了一起。
　　1960年，他凭着开车的技艺在运输队找到了工作，带着她把家搬到了省城西宁。
　　从那时起，作为一名运输司机的他，便开始驾车驰骋在世界屋脊的条条公路上，往来于牧区与城市之间：果洛、黄南、玉树、格尔木……他的车轮几乎压过青海省每一寸土地，他见过三江源头最巍峨壮丽的雪山，他的耳旁呼啸过青藏高原最凛冽的风。那些因路途遥远不能当天回家的日子，他总记得那句临别的“开车小心”和那串牵挂的眼神。
　　留在家中的她，一边精打细算着家里的各种开销，一边在一家服装厂学做衣服，为他缝一件装满羊毛的厚棉衣。蓬松的羊毛由她小心地晒过、一点点撕得薄厚均匀，细密的针脚由她戴着顶针，一点一点地缝。当他穿着这件衣服回家来，她早已炒好菜，做好他最喜欢吃的拉面等着他，因为他总抱怨运输队一日三餐吃米饭。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直到1962年的一声啼哭，让他们成了父亲和母亲。
　　有了女儿，跑运输的日子依旧，只是他的牵挂又多了一份，沉甸甸地压在他握紧方向盘的手上。他的眼神专注于前方的路面，凭着司机的敏感，他记得每条路上的转弯和上下坡；他从不急速行驶，即使赶时间也保持稳速。
　　看到路边挥手搭车的牧民，他都愿意带一程；看到牧民的车子陷在雨后坑坑洼洼的泥泞路上，他也不忘下车帮着推一把。1970年，他费尽周折凑够了“工业品票券”，花了两个多月的工资，给她买了一台“蜂蜜”牌缝纫机。在那个有了“三转一响”就是富裕户的年代，一踩踏板就吱呀呀转起来的缝纫机不知引来了多少羡慕的眼光。
　　从此，她不必再戴着顶针费力地做厚重的衣裤，日子就在她的缝纫机和他的车轮里转了一年又一年。到1981年他调到青海省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他们已有两对儿女，最小的女儿刚10岁。
　　新工作比原来轻松，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更多了，街坊邻居眼中，他是模范丈夫、好爸爸，一切以家庭为重；但关起门来，他和她有时也争吵，因为他太热心，朋友同事急用钱他倾尽所能；因为相信别人，借出的钱没打过欠条，结果有些钱最终有借无还。但家中其他大小事，从新置办的家电到一日三餐，他都依着她。他总说：“她是我的好管家”。
　　1989年，他和她有了第一个孙女，于是他成了爷爷，她成了奶奶。孙女慢慢长大，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他每天晚饭后的必修课就是抱起小孙女，对她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跟我出去转转吧？”于是，出版社家属院的花园里，留下了两大一小三串温暖的脚印。
　　这样的岁月如此美好，连时光都嫉妒他们。
　　然而，晴天霹雳。1994年的一个夏日，他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地，被送到二医院急救室。等她赶到，他意识模糊，已经不认识她了。她背对着他，哭成了泪人。
　　她不能想象，没有了他该怎么办。当时他58岁。
　　脑血管里血块凝固无法疏通，如果不立即做开颅手术，血块会进一步压迫神经。开颅手术风险有多大，只有天知道。
　　手术同意书上，家属签字一栏里，她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手术室的门紧闭着，她和孩子们似乎等了几个世纪。
　　但苍天有眼，好人多福。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开颅手术，他居然迈出了鬼门关。经过她数十天的悉心照料，他恢复的很快。医生说：我工作这么多年，脑溢血能救回来的病人，你是第一个。
　　出院以后，他和她又可以每天抱着孙女“饭后百步走”了，认识的人都说是他心善，所以命也好。
　　这次劫难之后，他不能再开车。于是退休在家，和她相依为命。
　　每天早晨，他出门买早点，她在家里熬奶茶。先用沸水加入调味料煮好茶叶，再滤出茶叶、加上牛奶，熬出浓香的奶茶。
　　他买回来的点心，有她最喜欢吃的蛋糕。他总说：“你牙不好，你吃蛋糕心吧，我吃壳。”
　　中午，她做他喜欢吃的菜。他偶尔皱起眉挑挑毛病：“老太婆，盐放多了嘛。”可是吃得比谁都开心，一筷子又一筷子，最后他和她都笑了。
　　晚上七点，雷打不动的新闻联播，她虽然不关心政治也陪他一起看；她爱听的京剧、黄梅戏，他也陪着她。周六早上九点的“夕阳红”，他们很少错过；有时天气好了，甚至去老年公园里扭一段秧歌。
　　他们彼此依靠，相濡以沫，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直到1998年，她查出尿毒症，左肾衰竭，右肾萎缩。
　　那一天灰突突的乌云阴沉得像加了水的石灰，沉重地压在他心头。
　　他坐在沙发一角，斑白的短发，棱角分明的脸陷进臂弯里。“为什么……是这样的病”，他叹一口气，宽大的手掌托住额头，泣不成声。
　　61岁的她，身体多项指标不符合换肾的要求，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从那时起，每年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医院度过。吊瓶的滴滴答答伴着生命流逝了，流到谁也看不见的远方，还在她的额头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沟壑。
　　2001年，她的病情急剧恶化，肾衰竭引起的多项器官衰竭拖垮了她的生命。她在医院受苦，他在家里等，等急了就去医院看她。在病房里，他强装着取笑她“多久没回家了，懒老太婆整天躺床上”；出了病房，他就在门口的排椅上，蜷着身体低声啜泣。
　　那一年，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开始接受血液透析。透析室临近重症监护病房，是一间背光的房子。白床单、白墙、白色的仪器，生命在重病面前比白色更苍白。每次四个小时，血液通过机器被过滤；两根火柴粗的针头，扎进她瘦弱的身体，她甚至忘记了颤抖。
　　第一次透析回家，她虚弱的不能自己上楼梯。他从五楼，慢慢地，慢慢地，走下来，弯下身子，艰难地背起她，像背起一件易碎的宝贝。然后，他慢慢地转身，慢慢地，比下楼还慢地，走上五楼，中间歇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