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多元反思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多元现代性的反思

　　在全球化背景下，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后工业文明、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的来临，对传统现代性的多层面、全方位质疑、批判与反思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后现代思想流派逐渐成为思想理论界的主流。然而，现代性不仅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权力、市场和文化相互交织、发展的历史性过程和秩序。因此，现代性的矛盾与冲突的反思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思想建构与理论争锋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空间。
　　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及其背景
　　何谓“现代性”？现代性作为当今时代的焦点性问题，就在于其概念解释的纷繁多样、莫衷一是。实际上，现代性不仅是一种多维、复杂的概念，而且也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现代性一般指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认知、价值、信仰、思潮以及社会运动机理和文化模式。其内涵要素主要包括：科学技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核心理念和哲学基础则是理性。现代性概念主要诠释与演绎的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往往与理性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等密切联系。吉登斯即认为现代性“首先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而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制度与在“战争工业化”的场合中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则构成现代性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四个彼此不同的制度维度。［1］由于现代性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相互分裂和抵触的诸多层面与意义，同时其突出表现为将理性置于经济主义中当作“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来片面发展，以致对人的全面发展意义的漠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系统官僚化、社会精神生活迷惘、生态环境危机等等。
　　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的核心指向，都是西方世界传统发展范式面临的困境、危机与变革。然而这种对“一元”语境中模式的质疑与反诘，既有解构与批判性的，也有扬弃与建构性思路。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性中理性已变成工业社会奴役的力量而不是为自由服务。而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对理性也有着不同的认识观念，对现代性有着激烈的争论，但根据不同的理论旨趣，他们提出了“重建”现代性和“重写”现代性。又如查尔斯·泰勒在其《现代性的三个隐忧》中指出现代性的负面价值：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的主导性以及两者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令人恐惧的后果”，并分别表现为“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以及“自由的丧失”。［2］以艾森斯塔特（S.N. Eisenstadt）为代表的多元现代性理论，则对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必然的全球性历史进程的模式化思维进行了批判。其不仅摒弃了一元现代性观念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提出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而且从比较历史的研究范式，意识到文化塑构现代性的作用，并认为理解当代世界的最佳方法是将它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的不断解释、选择、重构的过程。总之，从对现代性本质或时代内涵的批判与反思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社会面对的是一种“未完成谋划”的现代性。
　　那么，为什么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性会引起如此激烈的批判与反思呢？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主要可从以下方面考察。
　　一是此起彼伏的欧美社会危机，表明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对现代性反思中，以佩鲁（Per-toux）等为代表的“新发展观”主张：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不单单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经济、科技、社会和人的全面、综合及协调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观可称作协调发展观或多元发展观，它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强调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强调发展中人的因素，“普遍地重视人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3］。然而在把经济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体系首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典现代性思维推动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浪潮中，西方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物质财富积累速度加快了，但是当西方在宣扬其政治制度、市场经济、社会福利等为要素的现代化模式时，其社会问题也同样日益增多。尤其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跨国运动将世界经济联为一体，但增长相伴而生的是全球不平等、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突出。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如此，出现了“M型”社会。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将美国面临的发展难题概况为20个方面。丹尼斯·米尔斯等学者则在《增长的极限》中指出现代性发展范式引起的“世界性问题”：“富足中的贫困，环境的退化，对制度丧失信心，就业无保障，青年的异化，遗弃传统价值，以及金融和经济混乱”［4］等。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在《发展的含义》中指出：“事实上，似乎经济的增长不仅不能解决社会和政治上的困难，而且某些类型的增长实际上会引起这些困难。”
　　资本主义并不能解决其固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资本贪婪与社会大众的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制度与政治民主的矛盾和紧张，以及这些矛盾又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现代性的矛盾、紧张和破坏性。联合国曾公开批评这种“有增长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现象。因此，国际社会理论界的学者多指证资本逻辑作为现代性的本质和核心，其所追求剩余价值极大化的本性与社会和人本身发展的悖论，是引起经济、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
　　二是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对人类社会的严重威胁。哈贝马斯指出，对现代性的不满已激起了“去现代性的冲动”，并特别强烈地表现在环保运动、神秘性的宗教运动等方面。对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学者们往往有一个共识：生态环境危机的源头是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逻辑，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方式以及大量生产和挥霍消费已是现代性文明的价值目标。现代性工业文明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扰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因此，现代性中急剧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受到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质疑和抨击，他们积极倡导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生态文明代替工业文明。而欧美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的新社会运动和以绿色政治、生态政治、环境政治为中心的各种社会思潮的蓬勃兴起，使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严峻。为此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共同的主题是需要在决策中将经济和生态考虑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