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美学审视《建国大业》艺术之美:康德美学

　　［摘 要］ 本文以康德的美学理论观照《建国大业》的艺术之美和崇高。以人物神似的合目的性、简单化情节的叙事必然性、非概念的形象的塑造实现了艺术之美。以庞杂的事件冲击感性界限、非理性的多义叙事、影片意旨的模糊造就了作品艺术之崇高。
　　［关键词］ 《建国大业》;美;崇高
　　《建国大业》的美
　　在康德的体系中，美是“识别(悟性)概念产生的先行的场(形象关系)的表现”①。这个先行的在场就是基于表象由判断力所生成的形象。因此美并不实在，客观事物并无美丑之分，美丑只是判断力的结果(主观)，而艺术所描述的就是这个形象。
　　(一)人物的神似
　　神似是与形似相对的，指主观对现实的体认，是由事物的表象到意象的深化，正所谓“神者形之用，形者神之质。”苏轼有“凡人之形体，学画者往往皆能，至于神采，自非胸中过人，有不能为者。”胸中过人就是同康德所说的美的判断力。这个胸中所有由表象到意象之物，就是康德的形象，也就是美。《建国大业》中大部分人物都是以神似的原则塑造，并由于明星的演技，因此整部片子在历史人物还原上普遍显出符合观众期待的美感。所谓“数星星”的愉快不过是一种错觉。观众真正的快乐是“神似”的美感带来的。所以“严肃的历史被一张又一张大众所司空见惯的面孔所消解”的判断并不具有科学性。尽管演员都是明星，但如非刻意观看很难“认出”他们，而是更多地认同他们的演员身份。这既依赖于导演的选择“我们邀请的这些演员、导演，感悟能力和艺术感觉特别好”，也成就于导戏的原则“即使外形不像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把握人物的精神和神韵”②。
　　形似是知性判断，标准是知识原则，没有美的地位，表现为认出。神似则是形象的尺度，只有艺术家才具有表现的可能，它是没有对象(原型关心)的判断(屏幕形象的满足)达到了美，因而是美的范畴。这在落魄而威严的败军之王蒋介石、满腔抱负却无力回天的蒋经国等人物形象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简单化的情节
　　《建国大业》约1 500个镜头，多于同等长度的影片一倍左右，但很多戏只有一两个镜头，即便大事件也不过七八个镜头。有人批评说：“寥寥镜头空洞了历史事件，被空壳化的事件简单化了历史。”这个批评其实是不同的审视标准造成的。如果单从历史事件来看，这种没有过程只有结果的简化因为连完整形象都不能勾勒出来必是非艺术的。但《建国大业》却不是单个历史事件而是这些事件的总和。“这部电影的叙事确定采用大历史结构，几乎对1945年到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所表现。”③如果从“建国”这一“大事”看起，所谓的小事件的“完整”是不真实的，而诸多小事件无情的结局倒是惟一真实的，这就是简介的充要理由。我们在这些事件的整体中体会到建国的整体意象(艺术形象)——建国的必然性，它不是由哪个具体事件决定，也不是某种合法性概念的逻辑推导，而就是在全部事件中浮现出来的历史真实。“《建国大业》从具体结构上把这几年重大事件串起来，因为这些重大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故事(事件)讲出来，结果就有了。”④这符合康德的非概念的必然性特征，因而是美的。反之，任何单个事件的完整描述都会打断这种整体性而成为丑的赘痈。
　　(三)非概念的形象
　　以往的重大历史题材的人物形象是概念先行，人物脸谱化，是画皮而不像人，没有美感。而《建国大业》在人物塑造上的重大突破即“毛泽东不再是神，蒋介石不再是鬼”开创了人性化的形象创作。“‘人’这个本质特征，也是最真实的人物内涵，‘人’的概念高于党派属性和政治符号。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同样是影片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在这种理念下我们看到了蒋经国大义凛然地“打虎”、蒋氏父子语重心长谈心的真实、正常的人性特征。
　　这种非概念形象最美之处就是刘烨扮演的检阅老兵。他的表情和语气没有丝毫卑微之意，有的是深深的情义，那不是对领袖而是对他的战友的情义。在革命战争结束、革命胜利之时，他没有自豪，只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壮，因为谁都没有赢。这不是一个以往红色电影中胜利者概念下的士兵形象，而是一个人性士兵的必然表现，一个和同胞相互残杀的存活下来的人的应当表现。“一个形象，没有任何概念符合，却依然在我们头脑中成立的应是之物，就是美的。”⑤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超出了当时的历史，超出了阅兵，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实质和人的应然本质，因而是美的。
　　《建国大业》的崇高
　　《建国大业》在素材、叙事、结论等几方面表现出崇高的艺术特征。
　　(一)庞杂的事件
　　影片素材处理极其简化，繁多的镜头再现了110场戏，表现了1945～1949年几乎全部大事，令人叹为观止。“首先因为谋划出了一个巨大的舞台空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众多历史人物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展示才华。”⑥在影片数量庞大的历史事件流动中，观众很难抓住单一事件，只能无助地任繁杂喧闹的史事纵横游移。“与之相比别的一切都是小的，这种东西就是崇高的。”⑦我们看不清一个完整的形象，也留不下一个具体形式，但我们能在划过视界应接不暇的庞杂中体会到历史的风雨飘摇，风云变幻，收获感性界限被击碎后理性驾驭历史脉络的愉快。这是崇高带来的审美趣味。
　　(二)非理性的叙事
　　《建国大业》的叙事并不特别强调是非曲直，是非理性模式的叙事。“以前的一个不足是议论重于叙事，动不动就议论，代表着什么、发展了什么、建设了什么，等等。再一个就是抒情重于写人，我认为抒情在电影中应该慎之又慎，重要的手段还应该是叙事，通过叙事塑造人物。”⑧在一个事件中没有对错之判，只有罗列，事实表现为非单一脉络。影片创作原则不是理性统摄下的明确历史结果，只是事件本身的揭示，具有多义性。“尽管历史已经给两种力量、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提供了明确结论和答案，但其留下的众多历史谜团至今让人嘘唏不已。”⑨在观看这些充满歧义的异质事实时，我们无法达到理性的清晰，因此表现出面对历史玄机的苍白无力感，但又开始拒绝简单的历史结论并产生对各种历史因素的包容，对曾经异质对象的公正，这就是崇高感。这种崇高使我们的心不再简单而是更为丰富。我们体会到内战的历史不是神与鬼的卵石之争，而是英雄与枭雄的惨烈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