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近代经济史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虞和平

一、学科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1、社会经济史的提出和初步研究

21世纪以来，本学科最重要一个的创新是社会经济史日益受到关注。早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部门、行业、企业、统计，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各种经济学。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已出现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也主要限于商帮、行会、阶级之类。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80年代设立经济史研究室时就以社会经济史为主体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各种制约因素，突出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

其实，在国外，社会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初就开始流行起

来。仅在30年代，仅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著作就有：《美国社会经济史》、《英国社会经济史》、《德国社会经济史》、《法国社会经济史》、《意大利社会经济史》、《日本社会经济史》、《俄国社会经济史》、《缅甸社会经济史》。同时，除了外国的社会经济史之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也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出版过《中国社会经济史》一书。

进十几年来，又有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进行了专题研究，且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比较领先。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高家龙的《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传统社会因素问题。

在中国，直到九十年代有个别学者出版了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如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中提出其研究的对象是：“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研究的内容“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和政府的决策、政策，以及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张晓辉的《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段本洛的《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但是，在实践研究中还是缺少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

近年来认同面进一步扩大，原本以经济学为出发点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著名学者，也非常重视和采纳社会经济史的方法和内容。如吴承明先生在2001年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指明其理由是：“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这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史，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要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吴先生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

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在2003年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

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2007年，又在其著作中谈及这个问题，进一步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也有些高等院校也成立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机构，并被教育部批准为重点学科或研究基地，标志着社会经济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为学界和政府教育部门所公认。

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进一步的探讨。

在具体研究中，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进行研究。汪敬虞主编的，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3册，其内容结构，与以前吴承明、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整体研究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反映了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其中能够体现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

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的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

社会经济史研究需要加强薄弱问题的研究。在上述关于的国内外已有研究状况的分析中已经指出，经济外交、经济社团、社会动员、经济资源、国民所得、经济观念、管理体制、生产技术、经济教育等是已有研究中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本课题将着重对这些内容进行攻关研究，努力构建一个内容和体系相对完整的近代社会经济史。

2、研究方法的创新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也是近年来的一种方法创新。运用这一方法的主要是杜恂诚，他认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可能在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替发生。所谓诱致性变迁指的是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民间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政府处于弱势时，诱致性变迁仍可能发生；政府处于强势时，强制性变迁就易于发生；同时这两者存在交替关系。

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或商业网络的视角亦时有采用。如有人研究商会的网络化组织和功能作用。有人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地区，金融网络体系。还有人研究了由进出口商人、内地中

间商人、城乡集市与零售店铺以及城乡消费者结成的传统市场网络。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铁路与贸易网络形成的关系，以及南中国海与中国东南地区的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性社会经济网络及其作用。

田野调查的方法，近年来也有所采用。这方面山西大学的学者做了较多工作。胡英泽以调查所得的200余块水井碑刻及访问材料，考察了明清以来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的水井习俗和制度。韩茂莉探讨了山西、陕西地区水权保障系统及其运作方式，以及其中的地缘、血缘因素。

现代化的方法。是工业化问题研究。严立贤的原始工业化；李伯重早期工业化；彭南生的半工业化。

二、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新观点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时代的发展，研究的问题和领域也有较大深入和较多开拓，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呈现出既重视学术跟踪又注重社会联系的新特点，使学术性和时代性实现了较好的结合。

1、关于“三农”研究

所谓“三农”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都历来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近几年，在党和国家提出“三农”建设方针的影响下，“三农”研究更加受到重视，并在继续对“三农”进行分别研究之外，注意到“三农”的综合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并多有现代化的视角：

一是通过考察近代“三农”状况提出新的观点。在政府政策的层面上，郑起东认为，晚清政府沿袭清代传统而推行的重农政策，同样使全国的农业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又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良大后方农业的成绩，虽是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但也与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措施有关。刘建军等人则认为，清末商部和农工商部对改良传统农业的举措，较为全面地促进了农业发展，但由于政府行政权力资源严重流失，决定了它无法完成农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在农民素质的层面上，刘兴豪认为，在1912—1937年间的湖南，虽然地租、赋税、高利贷的繁重和农民生活异常困苦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非农化趋向又对农业现代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先明等人认为，20世纪前期山西乡村雇佣关系的社会构成涉及乡村社会各主要阶层，雇工和雇主双方角色并不完全固化，而“社会分化不充分”既是雇佣关系普遍化和雇工身份非固定化的导因，也是雇工群体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阶层的根本原因。

在农民经济负担的层面上，对于地租率的问题，过去惯常的

一个说法是：农民有50%，甚至更多的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新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高王凌从地租“实收率”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多数地方并不能照定额租征收，而是按原额折成交租，实收地租率只有产出30%左右。邢丙彦的研究支持了高王凌的估算，他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典于记”租册记载，论证了民国时期，松江、青浦两县仍延续着清朝以来的地租减免惯例。当然，也有支持旧有估算的研究，如史志宏利用河北省清苑县4个村庄在1930年、1936年、1946年时相关情况的调查资料，对其地租率进行了估算，认为粮租为38%-45%，钱租为45%-54%。不过，这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应该注意南北差异的问题。

二是通过考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三农”作综合性和体制性的研究。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有著作问世，主要的有：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德芳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一定先、走平和江宁威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有关的论文就为数更多了，所涉及的地区除了以往有所研究的河北、山东之外，又有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这些著作，从乡村的政治改革、文化教育、农业合作、农产加工、农村治理等方面，对所涉地区的“三农”作综合性的考察。众多的论文则多是专题性的研究，较多地涉及了农村现代化的问题。如我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主要是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

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化的普及教育，从而显示了一种农村改造的现代性模式。张秉福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模式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乡村问题，但是其反对模仿和照搬西方模式的思路仍值得新世纪农村建设借鉴。吴星云认为，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是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

2、关于企业史的研究

企业史研究，在一些发达的国家早就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尤其是美国、日本、英国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出版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国的历史学界和企业界，在改革开放之前虽也编写了一些企业史的书籍，但大多是宣传性的简易读本，且以讲述本企业的革命斗争、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为主体内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三资企业”的兴起，对企业史的学术性研究开始起步。尤其是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近代企业史研究引起了诸多学者的重视，已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新方向，但大多限于单个企业发展史的研究。

从2000年前后，企业史研究开始朝着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学术观点上的创新和开拓着力甚多。众多论著运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学

相结合的方法，并采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角度，以企业制度、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为重点，既研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研究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既研究企业的政治属性，也研究企业的经济属性；既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也研究企业的组织协调机制；既研究企业的内部生产，也研究企业的市场竞争；既研究企业的管理方式，也研究企业的精神理念；既研究企业的成功经验，也研究企业的失败教训。其中有较多研究的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近代企业的股份制问题。

这是近年企业史研究中最热烈的一个方面。主要的著作有：沈祖炜主编的《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着重从法规层面论述了企业制度的发展变化，分析了有关法规对商业、工业、金融业企业制度和企业发展的影响；还分析了影响企业制度变化和企业发展的其他多种因素，如外资企业、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科技进步、通货膨胀、社会环境等。李玉著《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着重研究了“官督”与“商办”在晚清公司制度建设中的互相调适关系，以及《公司律》的法理与功能，政府的发展公司制度举措，公司制度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张忠民著《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内容包括：传统企业组织形式、《公司法》、公司形态

的演进及其数量与分布、公司的类型及其特点、公司股本的筹集及其“官利制度”、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管理制度的演进等。邹进文著《公司理论变迁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的公司制度和公司制思想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构勒了它的发展变化过程、基本内容和特点；还介绍了“股份制优越性论”、“公司属性论”、“公司治理结构论”、“股东控制权变化论”、“发展股票市场论”。该书认为：近代以来的公司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公司制思想亦以为什么要移植西方公司制度及如何移植为重点。

相关的论文数量较多，主要的有：朱荫贵考察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产生36家股份制企业，认为它们是引进西方新型工商企业组织形式而产生的近代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并从这批企业成立时所需要履行的手续，股票的形制、内容、发行与买卖的途径和方式，以及企业的章程等方面，考察了它们与传统企业及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异同。又以另一篇文章考察了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认为它们除了具有西方企业组织运行的一般特点外，还带有浓厚的中国特点和传统经济要素的痕迹。宁全红认为，晚清引进西方公司制度的历程表明，公司制在引入中国后即被“扭曲”，从而造成形似而神不似的结果。李玉考察了北洋时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制度，认为北洋时期公司股份来源方面较晚清有所变化。

二是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

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一些有关企业史和企业家的著作中多有涉及；专题论文则数量众多，既有作总体性研究的，也有作个体性研究。较有特色的论文主要有：陈争平研究了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的产业结构模式，认为它具有以机器纺织业为中心、工农业结合、多角发展的特点。并认为这种经营策略，不仅使企业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带动了南通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又以另一篇文章论述了大生企业制度的历史地位，认为大生企业在靠股份制兴办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公开而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大生”模式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官营”模式占统治地位时代的终结，民营化成为主流发展方向时代的到来。高新伟考察了股份公司内部的人事关系，认为公司制移植到中国后，对“内部人”进行控制的正式制度并未发挥应有作用，而主要借助传统手段来完成。又以另文考察了近代公司中少数股东的自我保护机制，认为中小股东更多采用间接方式、依赖非正式制度实现对公司的约束。

三是企业文化问题。

目前，这一问题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但实际研究还比

较薄弱，专题性研究成果较少，除了有少数文章涉及近代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总体性研究之外，较多的是关于广告和商标的研究，涉及了国货意识、品牌意识、企业精神。在总体性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形成于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中的特殊文化，它的本质是为该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以特定价值观为核心，由群体意识、行为规范等系统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总和，中国民族企业在20世纪的前半叶就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凭籍这种文化，一些民族企业不断成长、发展和壮大，并与享有超经济权利的外来企业相抗衡，在某种程度上挽回了民族利益，堵塞了国权漏卮。

在近代广告研究方面，已出版的专著有：赵琛著：《中国近代广告文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着力于探讨近代广告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挖掘近代广告蕴含的文化价值。黄志伟、黄莹编著：《中国近代广告》（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通过广告的图文分析，揭示“五口通商”之后中国交通运输，纺织，服装，制药等业民族品牌的营造、创建过程。朱英则以专文论述了近代广告的产生发展过程，并指出其对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少华商巧妙地利用广告拓展自已的事业，甚至在与外国资本进行激烈竞争的过程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近代商标研究方面，上海商标协会会员左旭初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他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商标简史》（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和《著名企业家与名牌商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年版）两本著作。前者介绍了我国商标法规的起源、商标机构、商标注册与管理等政府商标管理的内容，并对名牌商标进行系统的介绍；介绍了荣德生兄弟、项松茂父子、刘鸿生、陈嘉庚等著名企业家创立名牌产品商标的经历，既有总体又有个案，有助于读者解读这些企业家的创业历史和名牌商标文化渊源。侯晓盼著《方寸故事——中国近代商标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它采用图像学、符号学和形式分析学等研究方法，论述近代商标的发展历史、图形样式、设计模式、创意根据，以及商标图形与近代平面设计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从社会文化、经济结构、消费心理、观念意识等层面论述近代商标图案所具有的符号含义、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谢玉梅则通过对近代无锡企业名牌商标创立的分析，揭示科学管理、商标使用时间、产品销售领域、企业信息网络建立、广告宣传等因素对名牌商标创立的决定作用，以及名牌商标创立后，对企业知名度的提高和良好信誉的树立、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进而指出提倡名牌优势，利用名牌商标进行资产重组，注重名牌商标的使用与保护，遵循市场机制的运行，合理配置资源是近代无锡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成功的原因。

3、关于经济社团研究

对于经济社团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已多有成果，但主要限于

行会、商帮和商会，这一阶段则循着上一阶段的研究轨迹有较大的开拓。

一是从行会研究拓展到同业公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既有总体研究，也有个案研究，其中又以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为突出；主要的研究者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总体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研究了同业公会的兴起和发展过程、组织体系与治理结构、经济与社会功能、外部关系和政治参与。魏文享著《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中间组织”的理论架构，考察民国时期工商业同业公会制度及其权力来源、经济作用、政治参与、社会角色等问题。李柏槐著《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除了与一般研究基本相同的组织、功能、运作和作用的研究之外，着重考察了成都作为一个内地城市的同业公会与沿海地区同业公会的不同之处，更多地看到其传统与现代互渗的一面，从而揭示其特点所在，认为它“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

个案研究涉及了不少行业的同业公会，如钱业、木业、糖业、

粮食业、水业、渔业、航运业、证券业、会计业等，其中最多的成果是有关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如郑成林著《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1918-1936）》（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考察了上海银行公会的组织演变及其促进银行业发展的方式与绩效，认为其最突出的功能在于构建了一个供其成员共享的制度化的网络体系，从而使之发挥了行业利益的维护者、行业运行的协调者、行业发展的设计者和行业政策的建议者的作用，有效地提升了银行业的竞争力，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对银行公会的研究，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们的一个重点领域，如吴景平和他的学生王晶、张天政都有重要论文发表，并撰写了博士论文，有力地推动了这项研究。

二是商帮研究的深入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有徽商、晋商、粤商、甬商（即宁波商帮），到了近代以后，徽商已经衰落；晋商虽依然存在但在民国时渐趋衰落；粤商和甬商仍然发展，特别是甬商发展最大。近年来对近代商帮的研究，亦如商帮自身在近代的存在状况相类似，以宁波商帮的研究最为显眼。现有的研究成涉及三个层面，第一是整体性研究，如李瑊著《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考察宁波商帮在上海的形成、发展和壮大过程，及其所从事的各项社会经济活动和成就。张守广著《超越传统—

—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考察宁波商帮在近代融合中西工商文化，实现从传统商帮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的集团性转型过程，并分析宁波帮商人的商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等。乐承耀著《近代宁波商人与社会经济》（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考察宁商帮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和经营活动，并兼及其参与文化、慈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状况，既揭示其在全国的网络系统，也揭示其对所在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陶水木著《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系统论述以宁波商帮为主的浙江商帮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他们经营工商业的经验教训。乐承耀等著《宁波帮经营理念研究》（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从市场观、创新观、开放观、人才观、诚信观诸方面来阐释宁波帮的经营理念。第二是宁波商帮的行业史研究，如宁波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与中国近代服装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宁波帮与中国近代金融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杨新华著《近现代宁波帮航运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是宁波帮著名商人的个案研究，有关论著为数甚多。

三是商会研究范围的扩展。

对于近代商会的研究，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在视野、时空和

领域方面都有所扩大。在视野扩展方面，较有创新意义的是关于商会的商事仲裁问题和商人外交问题的研究。关于商事仲裁问题问题，从上一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关注，如朱英、马敏、任云兰有专题论文发表。这一阶段研究成果有所增加，主要有马敏、郑成林、虞和平、陶水木的论文。这些论文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了商会建立的商事公断处（商事裁判所）的产生、确立和发展变化过程；商事公断处的商事仲裁功能、程序、效益、规范和原则；从商事公断处的建立和发展变化中所反映出来的商人的司法参与和司法独立的意识和实践，及其与官方司法理念和制度之间的共生、融合和冲突的复杂多维关系；以及杭州商会在民国后期的商事公断处建设。但是，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比较薄弱的状况，还没有相关的专著出现。

关于商人外交问题的研究，也从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受到关注，主要的成果是虞和平的一篇论文和一本著作中的一部分。其论文考察了1910——1922年间，中国商会接待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商会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活动，以及通过这种互访活动而开展的经济合活动和具体项目及其作用和结果；其著作论述了清末民初商人外交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商会所开展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外交活动和中国商会参加国际商会的过程。到这一阶段，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除了虞和平之外，有所增加。譬如我考察了五四运动中的商人外交参与及其在近代中国商人外交史中的地位，认为以五四运动为界，近代中

国的商人外交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其外交活动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国际化、自主化、政治化、统一化、理性化。我和我的学生贾中福考察了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1922年太平洋商务会议的活动，评述了它在近代商人外交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中国商人第一次的直接外交活动，推进了中国工商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也增进了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意识。宋美云考察了20世纪初天津商会出国考察、开展贸易、开办公证和监督、交换信息等活动。魏国栋考察了1921年末中国准备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天津商会领导天津民众进行外交后援活动的状况，从而通过合法的渠道阐释自己的愿望，对政府的外交活动构成了制衡与支持的态势。此外，还出版了第一本有关商人外交的专著——贾中福著《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力图对中美商人双方的，并兼及在国内和美国展开的外交活动进行研究，既考察中国商人对美国政府和商人的外交活动，又考察美国商人对中国政府和商人的外交活动，也考察中美商人的外交互动关系。

在时间和空间扩展方面，从上一阶段的主要限于1927年之前和上海、苏州、天津的商会研究，扩展到1927年之后的商会，及其它城市和地区的商会。就时间方面的扩展而言，魏文亨研究了抗战期间商会、同业公会等民间经济组织在统制经济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统制在相当程度上借

助了商人团体的民间组织资源。郑成林考察了抗战后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过程及其主要政治参与和经济活动，进而藉此透视了抗战后商会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就空间方面的扩展而言，目前已有研究无锡、杭州、贵阳、山西、广西、云南、四川、江西等地商会的论文发表。宋美云著：《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在领域扩展方面，主要是从商会扩展到商民协会。所谓商民协会，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推行的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新设商人社团，并企图以此取代原有的商会，旨在通过这一组织发动商人参与国民革命。因此，商民协会既是一种商人社团，又是一种政治性社团，有关研究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展开的，从商会史的角度来说，主要是研究它与商会的关系和异同。有关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只有张亦工的一篇专题论文，探讨了商民协会的兴起过程、功能作用，以及与商会的关系；其他如徐鼎新、朱英和我的有关商会的著作也各有所涉及。到这一阶段，商民协会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冯筱才出版了专著《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北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乔兆红撰写了博士论文《1920年代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并有几篇论文发表。此外，朱英、彭南生、李玲丽、李柏槐也各有论文发表。这些论著，既有总体性研究，也有广东、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的区域性研究，除了继续深入研究商民协会的始末过程和对国民革命的作用之外，还探讨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冯筱才在他的著作中着

力探讨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各种参加者的实际心态及其行动；力图分析国民党党部、商民协会与商会、工会等机构团体间的利益纠葛，及其参与商民运动的异同。彭南生、李玲丽的论文认为，通过商民协会参与国民革命，使商人受到了政治熏陶，有利于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传统束缚，促进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李柏槐的论文，对内陆中心城市成都与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商民协会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成都市商民协会不是在国民党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也没有成为国民党试图控制资本家的“临时党化工具”，而是在与成都总商会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实实在在地为商民利益奔走呼吁的商民利益集团，并最后主导了旧商会的改组。

除了上述四方面的主要开拓和创新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新发展。如关于证券史、保险业史、商团史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

三、经济史研究中的统计资料运用问题 ——兼谈战后官僚资本问题研究

1、引言

经济史研究离不开统计资料，尤其是在那些总体性的、指标性的问题研究中，必须要用数据说话，否则难免片面。但是，如果在数据运用中发生错误，其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不仅使由此得出的论点是错误的，甚至产生误导。

这些统计中的问题和差错，可以举出不少事例，这里仅以战后（抗日战争胜利后）官僚资本的研究为例，来看一看统计资料的运用和计算情况，以及由此而影响到的观点和结论问题。

关于战后1945-1947年的官僚资本（亦称国家资本）变化问题，已多有研究，有关成果不胜枚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陆仰渊、方庆秋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这些著作以大量的统计对官僚资本在战后的膨胀、垄断及其危害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学界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其中的一些统计数据亦多为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引用。近来又有一些相关的新著涉及这一问题，如比较全面性的著作由赵兴胜的《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张忠民；专项性的著作有薛毅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金志焕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但是，对官僚资本在战后的膨胀、垄断及其危害的状态和程度，由于没有充分利用统计数据，尚未作出明确的判断，而是一种笼统的评判，如“急速膨胀”、“全面垄断”，扼杀民族资本；而且，有些统计不够合理，有些数据有重大出入，从而影响到论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官僚资本的相对和畸形膨胀

战后，由于国民政府接收了数量庞大的敌伪资产，使官僚资本陡然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新增来源，进而使之与民族资本（亦称私人资本）及外国资本的势力对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膨胀。一般来说，某一资本是否膨胀，主要看其资本数量的增减情况，及其在各个行业中的分布状况；至于战后官僚资本的膨胀和垄断状况，则还有一是时间概念，即作为战后最高点的1947年的官僚资本的膨胀和垄断状况，是与其以前的状况作比较而得出，那么与其作比较的是哪个年份？是战时最高点的1944/1945年，还是战前最高点的1936年？现有的相关研究，较多的是与1944/1945年进行比较，也有与这两个年份混合比较的，一会儿与1944/1945年相比，一会儿又与1936年比较。其实，与1944/1945年还是1936年相比，1947年官僚资本的膨胀和垄断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与1944/1945年相比，则更是不合理。

首先让我们来看1947/1948年与1936年相比较的中国资本数量变化的总体状况。有关这方面的状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有好几个相关的统计表，如1936年和1947/1948年的产业资本数量、年均增长率、商业和金融业资本数量，1944年的工矿业资本数量数。但这些统计都是

分别单一进行的统计，对反映官僚资本膨胀和垄断程度不够集中而明显。

现在我根据研究的需要，对这些统计中提供数据进行重新组合统计。请看下表：

1936、1944、1947/48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数量、比重状况比较表

与许、吴主编书中的统计相比，上表的统计项目，一是增加

各类资本的年增长率、数量增幅、增长率增幅、比重增幅，以及工业资本和交通业资本中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比重。

二是对不合理的统计和可疑的数据进行校正和核算。其结果是：许、吴书中关于1936-1947/1948年的年增长率有混乱和误差之处。内中关于官僚资本的统计数字是以1936年的不包括东北的关内地区的资本数量为基数而计算得出的，而关于民族资本的统计数字却是以包括东北的全国地区的资本数量为基数而计算得出的；关于民族交通业资本的年增长率为-0.17%，而实际上应为-1.73，因而大大高估了交通业资本的年均增长状况，这显然是小数点的错误所致。

三是依据新的统计得出新的结论：与战前的1936年相比，战后1947/1948年时官僚资本膨胀的总体状态和特点是：从资本的数量变化状况来看，这一膨胀不是绝对的全面的膨胀，而是相对的畸形的膨胀。

其次，让我们来看与1944年的后方地区相比较的状况。与1944年相比，1947/1948年时，官僚资本确实发生了急速膨胀，如就其中增幅最大的工矿业资本数量而言，在年两之内猛增了4.83倍。但是，这样的比较有不尽不合理之处，其一是因为，官僚工业资本在战时也受到了大量的损失，战后也有收复和补偿的因素，不能把收复和补偿作为膨胀来看待；其二是因为，民族资本的数量也没有萎缩，而是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膨胀，增加了2.91倍；其三是因为，1944年的数量只是后方地区的，1947/1948年

的数量是全国的，两者缺少可比性。因此，与1936年的状况进行比较应该是最合理的。

上述说明，所谓相对膨胀，是指通过产权转移而带来的资本数量增加；而某一种资本的绝对膨胀，应该是指其自身发展而带来的资本数量增加。相对膨胀并非比绝对膨胀为善，甚或是为恶。这是因为，绝对膨胀还有益于全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相对膨胀则只是产权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转移，不仅无益于全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甚或造成损失和破坏，除非是优化转移。当然，官僚资本接收敌产，使日本侵华资本转变为中国的资产，也有一定的优化转移的意义，但是相对于民族资本和整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转移并非优化转移，而是一种灾难。

3、官僚资本垄断的强化及其不平衡性

所谓某一资本的垄断地位不是单方面决定于它自己数量的大小，而是决定于它在整体或同业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只有在它所占的比重处于多数的时候才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比重越高垄断地位越强。因此，战后官僚资本的数量虽然比战前有所减少，但由于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减少幅度比它大得多，使它在整体或各类同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并形成了除商业资本之外的全面高位局面，从而提高和扩大了它的垄断地位。

从上面所作的新统计来看，就整体资本数量而言，与1936年相比，1947/1948年的官僚资本在全国各类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有较为明显的上升，显示出明显强势化状态。

但是，从各业资本中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数量构成比重来说，官僚资本垄断地位的强化则各有不同。在工业资本方面，其比重虽超出民族资本亦为数不多，但增幅则居各业之首，且从原先的明显低于民族资本转变为略微超越，显示了新的走向和形成垄断的现象。在交通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中则形成了几近独占的局面，呈现为一种恶性的垄断；在工业资本中则呈现为基本形成垄断的格局；在商业资本中则保持原状，无垄断可言。 生产能力的构成比重如何，是考察官僚资本垄断地位的又一个重要标准。从重工业部门来说，1947年时，以资委会为主体的官僚资本在重工业中占据了较大的垄断地位。有统计资料显示，在电力、水泥、钢铁工业中，资委会企业生产能力所占的比重都在70%以上。

从轻工业部门来说，官僚资本的垄断主要为中纺公司。对此，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许、吴主编书，依据1947年该公司董事会所编印的《纺织要览》记载进行了统计，中纺公司实际开工纱锭、线锭、织布机数量，占全国总数的比重分别为37.62%、65.84%和60.1%。

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织布机数量所占的比重，在统计上是有问题的。这一比重只是相对于全国机器纺纱企业中的织布机而计

算的，但是这样的统计并不能表明中纺公司在全国织布业中的产能地位，还必须加上全属民族资本的单纯织布企业的电力织布机，如此则其织布机所占的比重就只有31.54%；如果再加上织布业中的人力织布机，那么其织布机所占的比重更减至16.10%。据此而言，中纺公司的产能在全国纺织业中所占的比重只有线锭的比重较高，其他并不是很高。因此以往的研究对它的垄断地位，有估计过高之处。

又据陆仰渊：《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28页所载：“中纺公司共拥有85个纺织企业，„„纱线毛麻锭数占全国纱锭总数490万枚的44%左右；占全国布机总数7万台的55%。”其所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第772页记载：1948年时，中纺公司所属企业数为55家，纱锭数占全国的70%。这一统计有将中纺公司的纱线毛麻锭数与全国的纱锭数相比较者，所用资料有顾毓泉的《回忆中纺公司》（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第152页），且1947年与1948年的统计数字相差很大，所引用的全国性数据无出处可查，不仅统计方法不合理，可信度也值得怀疑。

上述是从资本数量和设备数量的构成来考察官僚资本的垄断状况的，如果从产品产量的角度来考察，则又呈现为另一种状况。对于1947年主要工矿业的产量，以及其中的民族资本企业（以下简称民营企业）产量，许、吴主编书对总产量、民营产量，以及中纺公司的棉纱、棉布产量做过统计；台湾学者程玉凤、程玉

凰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列有资委会企业的产量；台湾著名学者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也对主要行业的国营、民营企业产量做过统计。但是这些统计缺少综合，且数据亦有不同之处。现在根据这些统计中的数据，将民营工矿企业与官僚资本工矿企业，以及资委会所属企业和中纺公司的产量构成状况，进行综合统计，并作产值的统计。请看下表：

1947年民营和官营工矿企业产量统计表（产值：1933年价格）

新的统计结果表明：国营企业产量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高，除了铜和汽油的产量为其独占之外，比重超过50%的只有电力1种，比重在30%-50%的有锡锭、水泥、棉纱和棉布4种，比重在10%-30%有煤、生铁、钢、酸4种；比重在10%以下的则有钨砂、纯锑、酒精、碱、面粉、火柴、纸张等7种，其中钨砂、纯锑、火柴则全为民营企业所产。

从产量的角度看官僚资本的垄断状况，只能看到各个行业的情况，从产值的角度来看，则还可以看到总体的状况。新的统计显示：国营企业的总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27.14%；而在13种重化工业的总产值中只占24.59%，在5种轻工业的总产值中只占30.34%。

在关于资源委员会的产量和产值统计中，现有的相关研究著

作大多采用这样两则资料：一则是曾任资委会委员长的钱昌照的回忆，他说：“1947年，资源委员会事业在全国生产中所占比重很大：电力在50%以上，煤炭32.5%，石油100%，钢铁80%，金属矿如钨、锑、锡极大多数由资源委员会控制，其他如机械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和糖、纸所占百分数都很大。”另一则是曾先后任资委会主任秘书兼财务处长、副委员长的吴兆洪的回忆，他说：“资源委员会在1947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煤达到38.8%，电力83.3%，钢90%，水泥51%，石油、铁砂、钨、锑、锡、铜等有色金属及机制食糖更达95%以上。”这两则资料中，除前者所说的电力和石油产量比重、后者所说的石油产值比重与我的统计相同之外，其余均有较大偏高。但是它们的可信度值得怀疑，是不宜采用的。因为，尽管钱昌照谈的是产量比重，吴兆洪谈的是产值比重，其实这两种比重的数值应该是同等的，即产量的比重是多少，产值的比重也应该是多少，除非同一产品以不同价格计算，但是这两则出于同一机构的旧人，又出于同一本回忆录的资料，两者所列举的比重数值却差距如此之大，作为回忆资料难免存在记忆偏差；且钱昌照在1947年4月离开了资委会，在家闲居，间办《新路》杂志，他所说的资委会产量是他离开时的状况还1947年全年的状况？是计划产量还是实际产量？或许是资委会企业产量占全部国营企业产量的比重？都不清楚；也都没有列举资委会各项产品的产量、产值和全国同类产品的产量、产值，无法验证其比重数值的来源。因此，钱昌照

依据其统计数据所做出的“资源委员会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的判断，也就不可信了。但是，这两则资料，以及钱昌照的判断，却被一些较有权威性的著作作为论据采用（汪朝光、吴景平、陆仰渊、张宪文）。

新的统计显示：官僚资本的垄断性，主要表现在金融业和交通业方面，对于工业方面则在各个行业中表现强弱不一，表现为不平衡的垄断。对资委会的垄断势力不能估计过高。中纺公司，则在棉纺织业中基本形成了垄断地位，且成为官僚资本向轻工业扩展的第一领域和急先锋，对原先独占轻工业的民族资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如果与1944年的后方地区相比，1947/1948年时，官僚资本的垄断性强化则并不明显，有的甚至还有弱化，与其资本数量的剧烈膨胀呈现为截然不同的状况。如官僚资本整体所占的比重，1944年时已达到52%；1947年时，按1944年的同一方法计算（即全国资本总数只包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不包括外国在华资本）为58%，仅上升了6个百分点、11.54%。又如官僚资本企业在17种轻重工业主要产品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44年也已达到53.7%，远远高于1947年的比重数27.14%。其中的棉纱、棉布、面粉、火柴四种轻工业产品中，国营企业产值所占的比重除棉布外都远高于1947年。由此更显示出与1944年相比的不合理性。

4、官僚资本的危害性

官僚资本或民族资本，如果劈开它们的政治属性，只就经济属性来说只是一种企业所有制形式，即国营或民营，很难说谁先进谁落后，谁进步谁反动，谁好谁坏，关键在于谁的经济效益更好，谁更有利于国计民生。就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言，很难作出总体评价，而只能对各个行业进行评价。从总体评价来看，已有的研究大都认为：“国营工业生产恢复很慢，又机构庞大、管理混乱，生产效率极低。”其实并非尽然。有的论者以国营企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低于官僚资本总额所占的比重来说明其生产效益低于民营企业，其实这是不足以为证的，因为资本在各个行业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各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比也是不平衡的；且产值的统计也不全面、不一致，如我统计的国营企业产值比重为27.14%，而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和秦孝仪的统计为42.4%，以此与工业中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43.11%相比，后者基本持平，前者明显低下。

就国计民生的利害而言，官僚资本的膨胀及其垄断性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危害，成为一种恶性垄断。国民政府把接收的原本应归民营的轻工企业收归国营，名曰为了更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实则只是为了与民争利，增加财政收入，为发动全面内战筹措经费。

关于经济建设经费占军事支出的比重，秦孝仪曾引用美国学者周

舜莘的统计说：“政府用于经济发展的经费占军事支出的比例”，1945年为0.19%，1946年为0.50%，1947年为0.43%，1948年为0.27%，1949年为0.17%，其实并非如此。让我们来看一看周舜莘的统计：

RATIOS OF BANK LOANS TO GOVERNMENT

APPROPRIATIONS

FOR ECONOMIC USES AND RATIOS OF BANK LOANS PLUS

GO-

VERNMENT APPROPRIATIONS FOR ECONOMIC USES TO

GOV-

ERNMENT APPROPRIATIONS FOR MILITARY

EXPENDITURES

对照周舜莘的统计，秦孝仪的引用有三点误解：一是原资料所统计的不仅仅是政府经费，还包括政府银行（四联总处）的贷款；二是秦的1948年和1949年数据，原资料为1948年1-5月和8-10月的数据；三是原资料的数据没有百分比符号，是秦的数据的100倍，应相应分别为19%、50%、43%、27%和17%；另外还有一点是，经济发展经费包括国营和民营的交通业、工矿业和粮食管制的经费，如果只就工矿业经费而言，则各个年份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14%、17%、8%和1%。纠正后的周舜莘统计数据，仍然表明政府的经济建设经费投入是很低的。因为建设经费中包含着大量的银行贷款。

其实，周舜莘的统计也有错误之处。周舜莘统计中1945年和1946年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对其进行验算、核对的结果，请见下表：

1945、1946年交通业、工矿业和粮食管理经费

及其占政府军事支出和总支出的比重统计表（经费单位：万元）

从表中可见，1945年的统计有两个较大的错误：一是工矿业的银行贷款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周的统计为14%，而实际为

7.16%，误差几近一倍。经检查，可能是将原资料中交通业的政府支出数当作工矿业的政府支出数来计算了。二是交通业的银行贷款和政府支出占军事支出的比重，周的统计为0.06，而实际为0.01，误差高达5倍。其出错之处，可能是将原资料的工矿业银行贷款数当作交通业的银行贷款来计算了。由于这些数据在原统计资料中排列左右，较易看错。因此，1945年的经济建设经费总数占军事支出的比重也应减去5个百分点，即从19%减少为14%。

如果单从政府财政支出来看，那么经济建设经费所占的比重就更低了。从纠正后的统计来看，经济经费开支占总开支的比重，1945年为3.76%，1946年为16.43%。其中尤以与民族资本关系较大的工矿业经费支出的比重为低，该两年分别为0.38%和

1.79%，微乎其微；而军费开支占总开支的比重，则分别为51.75%和46.91%。经济开支占军费开支的比重，该两年分别为7.26%和35.04%，而工矿业经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比重，则仅为0.74%和3.81%。

5、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在统计资料的运用方面，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对前人研究成果统计资料的尊重和利用。后人的研究大

多是循着前人的足迹前进的，很少有开天辟地的全新研究，在近代史研究发展到如此全面的今天，更是如此。经济史研究中，数据统计是需要付出十分繁杂而巨大劳动的工作，前人已作过研究和加工的统计资料，应该给予十分的重视和尊重，凡需要使用的都应该直接引用，并注明出处，不应实际上引用了，而出处却只注前人所采用的原始资料，以突出所谓的“第一手资料”。但也不是简单的搬用，在引用时应进行稽核，尽量核对原始资料，纠正前人统计中的出错之处。

2、对前人研究成果中统计资料的再利用。前人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做过很多的统计工作，但每个人的研究角度是不一样，他们都从自己的研究需要出发，采集原始数据列表统计。后人的研究可以利用前人已经采集的数据，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重新排列组合这些数据，进一步挖掘这些数据的作用，从而形成新的统计系统，得出新的统计结果，提出新的研究结论。当然这种统计资料的再利用，也需要对前人所采集数据进行稽核和辨识，以免一错再错。

3、对原始统计资料的运用。所谓的原始统计资料，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新发现的从未被人利用过的统计资料；二是循着前人的研究足迹，找到前人所用原始资料中尚未采用过的数据。对于前者，这是经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采用时，不能见新就用，而应该与已有采用的同类旧资料进行比对，辨识其是否有新价值、新含意，是否更有权威性，是否能说明新

问题，否则即使采用了新资料也没有多大的学术意义，最多是增加了一份旁证资料，甚至适得其反（如权威性较低的新资料代替了权威性较强的旧资料）。对于后者，除了与前者一样，要注意其是否有新价值、新含意，是否能说明新问题之外，还要注意已有的利用者是否有不合理利用之处，甚或错误之处。

4、要仔细校对数据及计算。统计是一件繁杂而细致的事情，往往需要从众多的数据中采集自己需要的数据，并进行计算，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即使是一些著名学者也难免疏忽。因此，无论是引用前人统计资料，还是采集原始统计数据，以及计算过程都要仔细对待。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1、 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

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相结合的问题。

如前所述，引进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曾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的现象；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的现象；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

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的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虽然用上了新的框架和名称，也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所谓新理论方法的运用，除了上述引进采用国外各种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外，还应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相应理论和方法，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在新课题研究中已经不再适用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这种认识，如果相对于以往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片面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作法而言，尚不无道理，如果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全部内涵和基本原理而言，则显然不能成立。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仍可以作为本学科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市民社会、阶级集团等方面的思想，这些都适用于新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更具指导意义。可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些思想尚未被系统地发掘出来，也较少被运用于有关新课题的研究。因此，努力发掘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蕴藏的各种适用于指导本学科新课题研究的思想方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项重要工作。

2、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

近年以来的近代经济史研究，时代性明显加强，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是一种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中的经济；是一种外国资本、国家资本、私人资本等多种所有制共存，并互相竞争的经济；是一种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同行的经济；也是一种工场手工业与现代大企业并存的经济，其中有许多经过实践检验的、把外国经济科学和管理方法中国化了的成功经验，也有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失败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当前经济建设的借鉴作用，不一定亚于现在直接从国外引进的经济科学和管理方法。当然，这种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的服务，必须是科学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提供的借鉴是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近20年来有不少这种时代性与科学性较好统一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发挥了本学科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但是也存在着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出发，而去过多否定近代的经济民主主义思想

和活动；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

3、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

197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研究课题的布局不平衡，以至在有较多研究的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经济、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经济组织、经济网络的研究则方兴未艾；对房地产业、文化产业、外资企业、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的研究则微乎其微。在市场、金融、商业、农村经济、经济社团等领域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不平衡。如对市场经济，研究农产品商品化、市场规模、市场区域结构的较多，研究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较少；对金融业，研究银行、钱庄票号等信贷机构的较多，研究保险、信托、证券的较少；对商业，研究商业资本和内外贸易的数量、性质和作用的较多，研究商事习惯、促销方式、财务管理的较少；对农村经济，研究华北、江南、华南地区的较多，研究其他地区的较少；经讲社团研究，主要集中

于1927年之前的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地方商会和同业公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作用，而对1927年之后的状况、其他重要的地方商会和同业公会，以及它们的城市管理、行业治理、国际交往则很少研究；至于其他经济社团的研究那就更少了，甚或近于空白。

克服和弥补上述这些缺陷，加强研究内容结构中的那些薄弱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