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干部【干部空降和空降干部】

　　一提到空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从天而降的伞兵，在军事上，空降兵一般是作为特种兵，在战场上起到突然打击的作用。“二战”时期，美军的101空降师和82空降师，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声名显赫，就缘于他们的突击性。
　　在中国的干部任命上也有一类特殊的类别，叫做“空降”，这喻指当前干部体制下的一个特定现象，即从上级部门或外单位调任领导干部到某岗位。这类干部一般被称为空降干部。本文所指的干部空降，限指从中央空降干部到地方，担任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情况。
　　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特别是近几年，干部“空降”渐成常态。
　　腐败大案后的空降干部
　　中央较大规模对一个地方空降干部，有时就发生在腐败窝案发生之后。最典型的是黑龙江。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因省农业银行原副行长丁志国落网而败露；一年之后的2003年6月，时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厅厅长的赵洪彦被“双规”；4个月后，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在黑龙江任职时的所作所为“东窗事发”；就在田凤山“落马”4个月后，曾经担任过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有黑龙江政坛“帮主”之称的韩桂芝被“双规”。
　　本着“案件要查，发展不停”的精神，中央在查办案件的同时，还调配了一批官员赶赴黑龙江任职。在2004年10月10日黑龙江省新任命的4位副省级官员中，刘学良、南英、姜伟均由北京直接调到黑龙江工作。而另一名官员栗战书也在2003年自陕西调至黑龙江担任副书记、副省长。此外，还有35名厅级官员从外地到黑龙江任职。
　　上海市自2006年9月市委书记陈良宇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之后，上海官场的“外省籍干部，上海本土成长”模式就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在2007年之前，上海市委常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尽管其外省籍贯色彩占有相当比例，但是本土培养出的领导干部执政沪上。而从2007年至今，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委常委领导班子中，两任市纪委书记都不是上海本土提拔，其党宣口、组织口的负责人也相继由外省调入。
　　2006年开始，中央对省部级纪委书记的人选加强“直辖”力度，包括上海在内4个直辖市的纪委书记都是从中央直接空降下来。
　　“外来和尚好念经”
　　2008年以来，中央调整各省区市组织部长的力度逐渐加大，“外来和尚”任省级组织部长成主导，异地任职加速。
　　这与17大后组织工作的思路变化有关系。目前，最大的腐败是用人腐败，干部人事制度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增强公信力，改变干部任命由一个或少数人决定的做法，遏制裙带关系、用人腐败和由于干部任用不当导致的其他腐败问题。
　　而自去年中央启动四级党委换届以来，一共有8位省级组织部长履新，其中2012年2月到5月履新的就有6位，由中央机关空降且属于组工系统“新手”者增多。除了中央空降部分，四级党委换届开始后，省级组织部长延续惯例，也开始“异地调任”。
　　另外，2010年10月，中央组织部选派了首批60多名中央和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赴地方任职，与以往多采用的“挂职”形式不同，这批来自54个中央和各部委的干部，全部采取正式任职方式，也就是说，今后他们有可能提拔回中央，也有可能就此扎根，在地方长期任职。
　　在2012年5月5日首批中央国家机关交流到省区市任职干部座谈会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这样的交流模式有利于改善中央机关和地方干部结构，今后有望常态化。
　　专业化方向的空降干部
　　针对性强是“京官空降”的一大特点。除了组织部门的干部空降之外，具有专业技能的干部也逐渐被空降到地方，而且更受地方青睐。其中，主要的情况是空降干部的“挂职锻炼”。但在中央国家机关与省市区干部发展交流机制中，地方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只是空降干部的一个过渡通道，而是力图与地方发展战略有所结合。
　　日前，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空降浙江，接替龚正，担任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后者也属“空降”，2008年由海关总署副署长调任浙江省副省长。在金融领域上，朱从玖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特别是在企业上市方面的经验，得到了浙江方面的欣赏。浙江省金融改革刚刚破题，直接融资经验丰富的朱从玖显然被寄予厚望。
　　类似的例子还有，欧阳卫民是最近到广州任职的中央部委官员，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广州2011年提出未来10年将形成与香港功能互补的国际化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而在副市长分工中，欧阳卫民的分工包括金融、政府投融资平台等工作。
　　空降本身作为干部交流中的一种，是一种最高级别或者最能够迅速见效的、迅速打开局面的一种方式。尽管干部任命制在现阶段不可避免，但空降的最终目标不是让任命制不断强化，它只是走向民主法治的过渡手段。一般来说，在民主法治充分发展的社会中，干部主要由公民投票选举而产生。如政务官员是各地自下而上选举产生，事务官员则是聘任。所以，在民主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中，“空降”干部不会成为常态。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