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晋商缘何崛起因何破败】晋商文化展示带

晋商能纵横天下行商的根本在于它的管理。

●掌柜负责制

掌柜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掌柜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晋商于商号经理之聘用，用人唯贤，唯才是举。在这方面，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具体做法是：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格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经理颇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经理便宜处置。若遇年终结算时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财东不仅不责怪经理失职，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来年扭亏转盈。正由于财东充分信任经理，故而经理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且经理有无上之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经理通盘定夺。但同人有建议权，大伙友对小事可便宜行事。逢到账期（三、五年不等），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经理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经理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财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上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下席，自斟自饮，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者屈居下席，用不着财东说话，经理也只有自请辞职了。

●严苛学徒制

晋商的习商谚语充分说明了其对学徒要求之严。“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人有站相，货有摆样”等等，不一而足。商号经理的选用一丝不苟，店员、学徒的录用也是十分严格，慎之又慎。学徒必须年龄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怕远行，能吃苦。学徒入号，须有人担保。入号前，由主考人当面测试其智力，试其文字。通过者，择日进号。进号称请进，表示人才请入，前途不可望。入号后，总号派年资较深者任教师进行培养。培训内容包括二个方面：一是业务技术，包括珠算、习字、抄录信稿、记账、写信等，学习蒙、满、俄语，了解商品性能，熟记银两成色。一是职业道德训练，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色。山西商人的习商谚语充分说明了其对学徒要求之严。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人有站相，货有摆样”。在山西商人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学徒工作规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条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由于学徒制执行很严格，从而培育了不少人才，成为晋商的骨干力量。

●人身顶股制

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顶银股，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但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人身顶股制，是一项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办法。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顶银股，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分，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但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总经理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股，顶多少，由总经理确定。身股的多少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确定。总经理一般可顶到一股（即10厘），协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顶七八厘不等，一般职员可顶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但不是人人都能顶身股，而是有一定资历者方可顶身股。例如，大盛魁商号顶一二厘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顶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买卖经验，货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语定夺。顶七八厘者，已是商号的里外一把手，或来往于总号、分庄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顶九厘生意者，日常营业不管，专决断重大疑难。大盛魁比较特殊，没有项整股的，最高九厘。山西商人通过上述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下层伙计和学徒为了登高位，多顶股份，努力为商号工作，使劳资关系得以协调。当然，顶身股也有弊端的，如论资排辈顶股，限制了及时发现人才。

走上与政府紧密联系的道路，既是晋商辉煌的机遇，也是晋商覆灭的种子。

晋商从发迹时就带着政治的痕迹，明王朝为防止蒙古复辟，在鸭绿江至嘉峪关一线秣马36万、厉兵八九十万，设立九边重镇。为解决这些兵马的生存和需要，占尽地利的山西大商小贩，捷足先登，蜂拥而至，操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他们进一步与关外各民族展开贸易，互通有无。晋商中怀有更大野心和企图者，在贸易旗号的掩护下，充当了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耳目和密探，做起了“政治生意”。满清入主中原后，以介休范永斗为首的山西八大商贾由此一跃为显赫天下的“皇商”，取得了其它商帮无法享有的特权，为晋商开创了独步天下的局面。

与官府关系越紧密，受其影响也越明显，无论好坏，一旦勾连，势成骑虎。交商富，交官穷，这个道理很明显，一来官员的欲壑难填，二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大的起伏对从商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最辉煌的时候，清朝户部国库，王公贵族的家产，都交给晋商经营打点的，甚至在慈禧西逃的时候，路费都是晋商出的。随着清王朝覆灭，一些借贷出去的银两无法收回，而晋商又看重以义取信天下，不得不变卖家产还一些存款。1912年后，山西票号以每年5家左右速度倒闭。

还有一个重大打击就是海外财产的损失。

俄国十月革命后，很多晋商财产被没收，不得已逃往回来，1919年，当时阎锡山曾经接见过这些逃亡回国的晋商。而随后外蒙古独立也是一个重要打击，晋商逐渐失去重要的海外市场。海外茶叶生意在晋商贸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无法进行茶叶贸易，对晋商打击很大。

●票号为新型银行所取代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而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

当时山西的各大票号，全部将普通百姓个人游资排斥在经营业务之外，甚至连吸纳存款都对这部分单个金额虽小，总量却惊人的资产视而不见。这与新型银行乃至南方钱庄极度重视小额存贷的方式截然相背。

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掌柜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掌柜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一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

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票号蔚泰厚总掌柜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个人的眼界束缚和私利考量，断绝了山西票号与时俱进的道路。

●产业转移滞后错失工业化良机

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晋商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大兴土木，买地造房，过着帝王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实业。

更悲哀的是晋商后人的不思进取。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

一个鲜明对比，在晋商抱守残缺的时候，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一大遗憾。这当中，地域文化的影响很大，也许新的资本积累和近代经济的发展，确实与海商的发扬关联紧密，而山西，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内陆省份。 　(许圣如、牛晓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