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探讨 [儒家的"均平"观与现代经济分配和增长理论]

儒家的“均平”观与现代经济分配和增长理论

内容提要：现代人在评价儒家“均平”的经济思想主张时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这

一“均平”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本文提出儒家主张的“均平”是一种相对均平而非绝对均

平。本文评介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研究的部分新成果，这些成果支

持了儒家的论点，因此重新反思和评价儒家“均平”分配的经济思想，在现代和谐社会的构

造中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儒家主张收入分配的均平。不过，儒家的“均平”不同于农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马涛 李绍东）

起义中所提出的“均平”口号：农民起义中所提出的均平，是要求实现对社会产品的绝对平

均主义的分配；而儒家的均平则是一种相对的均平，即主张实现各阶级、各等级间的利益均

衡。儒家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儒家的均平思想始自孔子，孔子明确提出治国者必须采取一

定的措施调节财富分配的状况，使之与人们不同的社会身份地位相适应。如孔子说，“有国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孔子这里的“患不均”与“均无贫”是有特指的，即“均”不是要消除贫富之等差，而是要

适当兼顾到贫富各等级的利益，不可使富者太富、贫者太贫，以免打破社会的均衡。在《礼

记·孔子闲居》篇记有孔子的话说：“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

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显然，孔子这里的“患不均”其主旨就是要求对于贫富间利益均

衡关系的一种调整。先秦儒家有关均平的说法，大都是就利益的均衡而言的。孔子强调“中

庸”的方法论，提倡“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反对“过犹不及”，因此在财富的分配上也必然

主张应“中道”、“合度”、“各得其分”。明儒吕坤对孔子均平思想的本意理解的颇为透彻，

他说：“圣王治天下，不说均，就是平。天下所望于圣人，只是个安字。圣人所以安天下，

只是个平字。平则安，不平则不安矣。”但又明确指出，“平”是相对的：“平之一字，极有

意味。所以至治之世，只说个天下平。或言水无高下，一经流注，无不得平。曰：此是一味

平了。世间千种人，万般物，百样事，各有分量，容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无一毫拂戾不安

之意，这便是太平。如君说，则是等尊卑、贵贱、大小，而齐之矣。不平莫大乎是！”1吕坤

解读出孔子的“平”绝非是“一味平了”，而是“各有分量，容有差等”，只是不能悬殊太大，

否则不平则鸣。

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孔子“患不均”命题的内涵已有了两种理解：一属经济范畴，如财

2富分配之类的公平与否；二引申理解为政治范畴的施政公平与否。在孟子、荀子所说的“均”

中，都涵有了这两层内涵。如《孟子·滕文公》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

不均，谷禄不平”，强调了土地占有的均平是仁政的基础。孟子又多次讲到与治天下有关的

“平”，如《离娄上》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尽心下》曰：“君子之守，1

2 引吕坤文均见《呻吟语》卷五《治道》。 参见陈明光：《“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修其身而天下平”；《离娄下》曰：“君子平其政。”这里的“平”显然又是指施政的公平。荀

子在论证他的等级名分制度时提出建立一种“维齐非齐”的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唯此方能实

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荀子·王霸》）的仁政理想。荀子还明确指出，为人君者

应“以利分施，均遍而不偏”（《荀子·君道》），这里的“平”也是指施政的公平。汉儒孔安

国在对孔子“患不均”这段话的注解中也明确地指出：“国，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

人民之寡少，忧政理之不均平，忧不能安民耳。民安则国富。”这里也把“均”明确注解为

是施政之公平。

在历史上，受儒家“均平观”的影响，儒家学者对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多持一种批评的

态度。自汉代开始，由于以土地占有不均为代表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现象越来越严重，由此

带来的赋役负担不均和社会不安定状况也有增无减，封建统治者在关注施政“均平”的同时，

也更多地以经济问题即如何使土地占有和赋役负担相对“均平”为焦点，提出其相应的政策

建议。如在汉初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就指出当时的贫富分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今

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矣，严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盐

铁论·轻重》）董仲舒也认为土地兼并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打破了为等

级名分制度所确定的土地财产占有关系，造成了“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

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汉书·董仲舒传》）的严重局面。他们强调统治者必须善于调节

经济利益的均衡，并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这里所说的国家行政手段包括均田、

均赋税、均力役，通过这些手段来抑制和克服那些违礼犯份的上援下侵现象，以及由此而引

发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

儒家学者之所以主张“均平”的经济分配，是因为他们认为贫富两极的分化不仅不利

于生产力的发展，还会使财富日益集中在既不劳动又不经营的寄生性的地主阶级手中，农民

失去土地之后除了作佃农或作乞丐外别无出路，以致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另一方面，

社会的稳定也要求把社会各阶层的财产占有等差限定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要求社会各阶

层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是因为社会财富的日趋集中和由此引起的

贫富两级分化势必会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受到破坏，从而破坏了社会稳定赖以存在

的条件，最终导致社会出现危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中就分析指出过此点：“孔

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

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

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

相安，故易治也。”从董仲舒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调均”只是倡导相对均平而不是

绝对平均。这一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延续，并对汉唐时期和之后儒家均平观念产生有深远的

影响。为了避免出现社会危机，历代王朝中总是不乏有人多次出面提倡均田、均赋、均力役，

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根据就是儒家“均无贫”、“安无倾”等“政均则民无怨”这些分配原则。

儒家“均平”观在历史上对当时的经济政策产生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对社会财富的

分化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试举二例。例一：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平定河北后发布《收

田租令》，内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

擅恣，亲戚兼并；下民百姓，代出租赋，衔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

为逋逃主。欲望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

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3曹操下令要地方长官在

征收赋税时要“平赀”，即评估家产贫富状况再确定各户具体的赋税负担，贯彻的就是儒家

“调均贫富”的相对“均平”的主张，以避免出现“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的现象。

例二：西魏苏绰在辅佐宇文泰治国时提出的作为治国大政方针的“六条诏书”中有一条为“均

赋役”，这条诏文首先对孔子的“均无贫”作出解释：“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

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诏文接着说：“租税之时，虽有大式，

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系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

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

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4由此可知，当时的赋役制度（“大

式”）中已有了根据贫富状况确定缴纳赋税先后和赋役的轻重远近等“均平”的规定，这种

“均平”显然是相对的均平。

绝对的平均主义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行不通的，而儒家“均平”的分配观

提倡相对平均的分配形式，不论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还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抑兼

并”的经济政策都发挥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一思想和政策主张调节贫富分化，有利于社

会的稳定，因此在历史上也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二

儒家均平观的核心思想是认为收入分配不宜过分悬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自然也有利

于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某些新成果，与儒家的这一看

法大体相近。

在现代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中，主张“均平”的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有库兹

涅茨和刘易斯。

库兹涅茨在上世纪中期提出了倒U型的收入分配假说。他根据从几个工业化国家收集

到的不多的经验数据，提出收入差别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也就是说，

分配不均的现象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不断加剧，这时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时，才会缓和下来，在经济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分配

不公的现象才会得到进一步缓解。

刘易斯随后通过假设农村对城市的劳动供给是有限的，提出了一个支持库兹涅兹假说

的理论。他认为由于农村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提高时不会影响到农村

部门。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部门缓慢移动，收入不均开始出现。收入差

距的扩大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城市部门的资本全部吸纳之后就会停止。劳动力成为一种稀

缺的生产要素。对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会使得农村和城市部门的工资都得到提高，从而通过

增加两个部门中的劳动力的工资缩小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刘易斯的模型中，不仅增长对分

配起作用，收入分配也影响到增长。既然储蓄是增长的推动力，高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又比

较高，那么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严重的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面效应。另一方面，收

入差距较小会减缓经济增长，因为这意味着把有限的收入（或者说资本品）分摊在众多的人3

4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一》注引《魏书》。 《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口中，从而减少了国民储蓄。这一结论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事实”来很好说明，即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高收入的家庭比低收入的家庭确实更倾向于把收入中更

多的部分用于储蓄。刘易斯理论中揭示的这种增长和公平分配的替代关系隐含的政策含义

是：任何试图在富人和穷人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努力都可能将因为抑制经济增长和减少就业

机会而对穷人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发展经济和帮助穷人的最好战略首先是帮助富人，鼓

励他们储蓄和进行明智的投资。这就是所谓的利益扩散理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上述理论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理论中无可辩驳的经典观点。但现代

经济学研究的新近成果修正了这一论点。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继出现了若干新理论来描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

用机制。这主要包括有基于梅尔策（Meltzer）和理查德（Richado，1988）研究成果的政治

经济机制论5，佩罗蒂（Perotti，1996）、戴宁格尔（Deininger）和斯夸尔（Squire，1996）、

Roberto. Perotti提出的教育-生育机制论，Murphy (1989) 等人的市场规模机制论以及

Alesina& Perotti6等人提出的社会稳定机制论，另外，Persson & Tabellini(1994), Alesina &

Rodrik(1994)也提出了自己的实证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都认为收入分配不均和经济增

长呈负相关，收入分配差距的上升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缓甚至停滞。这些新的实证研究表明

在许多国家收入分配并不存在内在的倒U型的变化趋势。如保克特（Paukert，1973）和阿

卢瓦利亚（Ahluwalia，1976）所作的一些支持此假说的早期实证研究中由于对人均收入的

错误测算或者在衡量收入差距时选择了不可靠的指标而存在着缺陷「拉姆（Ram，1988）」。

混乱的经验证据不仅使人对库兹涅茨假说本身产生怀疑，而且使得对经济发展的思考慢慢地

从以增长为主要目标转向兼顾公平的增长。值得一提的还有1995年Deininger - Squire 编辑

出版的《国际不平等数据库》，Deininger - Squire在该数据库中运用108个国家682份有关

基尼系数和五等分法在内的高质量的数据资料分析表明，“以单个国家为基础进行检验时，

我们的数据分析对表达收入和不平等的倒U型关系理论仅仅提供了非常微不足道的支持；

而且大约90 %的被调查国家是不存在倒U型曲线这种关系。”近年来对收入分配和增长进

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则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公平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的

观点。

梅尔策（Meltzer）和理查德（Richado， 1988）研究的主要论点是7：在民主社会中，

大多数选民根据他们自身的收入（即收入的中位值）相对于平均收入的差距来评估公共支出，

再以此决定政府支出水平。平均收入和中位收入的差距表明了收入不均的程度。两者的差距5

6 主要观点提出包括Persson & Tabellini(1994), Alesina & Rodrik(1994), 李宏毅&邹恒甫(1998) 还包括Venieris& Gulta(1986)以及Benhabib&Rustichini(1996)

7 参见Persson和Tabellini（1995），Alesina和Rodrik（1994），以及Bertola（1993）。

越大，大多数选民就会投票赞成更大程度的收入再分配。但高额政府支出会减少了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的税后收益，从而阻碍了私人资本的积累。结果是分配不均通过诱使大多数投票

者投票赞成增加政府支出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佩罗蒂（Perotti，1992）发现分配不均和增长的关系取决于收入水平。假定存在不同的

收入阶层，并且教育的费用一定，他的结论是分配不均是否会对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取决于人

均收入水平和教育费用的相对比较：如果像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教育费用很高，收入

高度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手中将使他们能够先接受教育，从而引致增长。如果教育费用相对于

平均收入来说比较低，较小的收入差距将对增长有益。这是因为较小的收入差距将使得大多

数人能够接受教育。佩罗蒂的理论既同利益扩散理论一致，也和增长与公平分配之间存在正

向联系的理论一致，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例如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状况以及

教育费用。戴宁格尔（Deininger）和斯夸尔（Squire，1996）认为如果在发展中国家，收入

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较小差别将使人口中的大部分能够接受教育，参与到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

中去「伊斯特利（Easterly）和里贝洛（Rebelo，1993）」。教育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

出口导向部门）发展的政策可以在经济增长和公平之间产生一系的列良性循环[伯索尔

（Birdsall）等，1995]。

Roberto. Perotti尤其关注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在1992，1993及1996年相继发表文章

进行了阐述。1992和1993年他的实证结论基本支持了关于分配不均和增长的负相关性观点，

发现提高中间收入阶层（Middle-quintile）的收入比重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特别是

Perotti根据回归结果指出影响增长的不仅是中间收入层的收入比重，还包括该阶层收入比与

其他阶层收入比重的差距，前者的投票结果所导致的税率会影响后者的对教育的投资；其次，

中间收入层收入比重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取决于收入水

平与教育成本的对比。他研究发现，一般而言，贫穷国家里教育成本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收

入不均使得富人有机会投资教育，再通过储蓄投资带动增长，最终“利益扩散”到其他阶层；

而在富裕国家，教育成本低于平均收入水平，这样更小的收入差距有利于使更多人获得教育，

提升整体人力资本，从而迅速推动增长。通过对人力资本和出生率及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研究，

Perotti (1996) 指出在教育决策方面 ,富有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较低。而生育决策是父母对其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权衡的结果。人力

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大,其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人

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大。因此

不平等的经济中穷人比例大,人力资本投资低,经济中人口出生率高。这样则收入分配不平等

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Perotti (1996) 检验了这些命题,

他发现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越大,人口出生率就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且这一计量分析

结论在统计上十分显著。

Murphy等人8（1989）提出的市场规模机制也很有代表性，他们注意到农业国在工业化

进程中需求结构的变化，富人们倾向于购买国外的奢侈品，而穷人又缺乏对国内工业品的购

买力，而工业化的规模效应扩张又须以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为前提，故而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均

等会制约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8 见Murphy ,K.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1989

Alesina& Perotti（1996），Venieris& Gulta(1986)以及Benhabib&Rustichini(1996)提出的

社会稳定机制也获得了理论和经验数据上的较多支持。收入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会带来不稳

定的政治法律环境，甚至直接导致正常交易和生产的中断，原有的商业循环被迫停滞，新的

循环由于不稳定带来的投资乏力而难以开展及扩大，最终经济增长受阻。例如许多收入分配

严重不均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局面很不稳定，从而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Alesina& Perotti

（1996）以71个国家1960-1985的数据为样本，试图找到证据来验证上述传导机制：分配

不均加剧会带来社会不稳定；政治动荡会减少投资规模。Alesina& Perotti构造社会不稳定指

标作为解释变量，其构成要素包括刺杀、动荡中的死亡人数、政变次数以及国家的民主程度

等。回归结果表明“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安全”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一致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而政治动乱、产权保护缺乏与投资和经济增长呈一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9

Persson & Tabellini(1994), Alesina & Rodrik(1994)的结论也支持收入分配不均与经济增

长的反向联系，他们分别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初始禀赋分布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

经济增长率越低；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中间人财富越少），资本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

低。两类观点中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都是分配不均使得投票人影响政府政策，再

由政策影响增长。

以Persson & Tabellini基本计量模型为例，通过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分析，得出理论模

型：

g*Gw,r,w,r,e*m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率，解释变量包括平均基本技能水平w，资产回报率r，

还有反映收入分配水平的em。θ是政策变量，em具体是由人均国民收入和中间投票人收入

之间的差距来反映。在实际的回归中，它分别采用了二战前九个欧美国家的数据和二战后

56个国家（其中又根据各国的政治体制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类）的相关数据，以人均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g，而解释变量则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包括了最富有的20%人群拥

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反映收入分配差距），入学比例（反映受教育程度），各国之间的

GDP差异等。回归结果显著的支持了他们的理论，即分配不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

负相关性。

虽然儒家与现代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时代背景大为不同，因

而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比性，但二者的基本结论是相近的。儒家“均平”分配观与经济发

展二者间的关系缺乏现代经济学中计量统计的实证分析，但也明确提出从长期看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教育的进步（如孔子提出来的“庶之”、“富之”、“教之”的三部曲10），“均平”9三 持类似结论的实证分析还包括Perotti, 1994和Keefer ,P. ,and S. Knack ,1995

《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10

的收入分配（“富之”）扩大了中产阶层的壮大，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不调

节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加剧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当然也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发展。11联

系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已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对经济增长阻碍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凸

显，那麽我们重新反思和评价儒家“均平”分配观，在现代和谐社会的构造中也就具有了一

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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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6) ,pp. 120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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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9, No. 4, pp. 86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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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Review of Delvelopment

Economics ,2(3) ,pp. 31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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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pp. 101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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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广众：“中国的收入不均等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态势”《当代经济科学》1999.11，P 27-31；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经

济研究》1998年第四期，P 42-51；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四

期，P 3-17。但笔者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否支持经济增长二者之间

的因果传导机制关系复杂，不能简单而论。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

政府赤字和货币投放持续增大的来动、外资大量的涌入和外贸出口的强劲驱动，与分配收入差距的加大并

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 ,pp. 755 —76.

9、Perotti, R, 1996,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2), pp. 149 —87

10、Persson, T. and G. Tabellini, 1994,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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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明光：《“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2、梁雪峰：《收入不均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三集），商

务印书馆1999年版

马涛，1957年生，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

李绍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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