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刘志丹]引发的株连大案|毛 刘志丹

1956年，工人出版社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到1962年春天，李建彤完成了小说的前五章。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在创作过程中，李建彤多方征求意见，还把稿子寄给了刘志丹早年的战友、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阎红彦看后,认为“不宜发表”,他说：“西北革命斗争历史,是需要中央作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因为小说中提到了高岗和“肃反”事件,这在当时是“敏感问题”——刘志丹任总指挥的红26军,政委是高岗,而高岗已于1954年自杀;《刘志丹》将1935年的陕西“肃反”事件还原,据说也引起了一些亲历者的反对。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在阎红彦的提议下，1962年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此后，阎红彦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康生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康生接到阎红彦的信不久，就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向前中共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还有贾拓夫……你们是想翻天哩！”康生在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李建彤才知道她的小说惹了麻烦。9月6日，她写出了一份关于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源的说明，解释称：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但这时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49年后，中共先后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调整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和判断。所以，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于是，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成立了由二十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担任主任。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论证逻辑是：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许钟这个人物，也属于类似情况。“文革”开始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康生多次点名称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等写《刘志丹》进行反党，又多次批示审查工人出版社的有关人士。此后，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并下放，“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仲勋）、马（文端）、刘（景范）反党集团”。《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并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倒了几百名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为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其中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也成了打击对象。当年中共为刘志丹举行公葬仪式时，毛曾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同桂荣年轻守寡，守了二十六年，竟成了半个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陕北农村长期劳动去了。最荒唐的是，习仲勋曾经在一家饭馆吃过饭，办案者便认定饭馆经理是习的“地下交通员”，而且一下株连到几家饭店，逮捕了十几个人，整死了五、六个。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1950年，诗人柯仲平去向毛泽东道别，说要回陕西，写长诗《刘志丹》。毛说：“好啊！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像《红楼梦》那样一部书就可以了”。柯仲平诗写成了，却因为小说《刘志丹》反党，他的诗也成了“反党长诗”。按李建彤的说法：“党霸们对他也进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写交代．．．．终于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