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戏剧的传承与发展 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国古典戏剧

　　近年来，一些古老的剧种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加大了扶持力度，保护和促进其传承与发展。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也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戏剧已有近千年历史，对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习俗的改变，戏剧已失去了当年的辉煌，有的剧种濒临灭绝，就是勉强维持下来的，也是苟延残喘，生存维艰。
　　这些剧种要传承下去，仅靠政府作为遗产保护是不够的，我们的这些剧团及戏剧工作者，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
　　首先是传承，如果不传承，有些剧种会消失。但是，仅仅是保护性的传承，只能为后人保留下一件文物，戏剧是活的，不是一件有形的物品，只有通过发展，使之传承，才能永葆其生命力。
　　要发展，就要在保留其剧种特色，保留其精华的前提下，革故鼎新。
　　
　　一、要从“农民艺术”上超越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宗法性、农业性社会基础上的乐感文化。现在仍存在的古老剧种的产生和发展时期，正是封建社会的盛期，是以血亲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与外界缺少来往的封闭型的小农经济社会，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小农经济的农民意识自然影响了戏剧艺术。从事戏剧艺术的人大部分是农民，尽管也有城镇的贫寒子弟，破落的贵族子弟，他们的商人意识和贵族观念也被农民意识同化了。
　　任何一种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决定于她的生产者，也决定于她的欣赏者，直接与观众交流的戏剧就更是如此了。戏剧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反馈流程，总是根据观众的兴趣调整自己，又反过来调整观众。
　　戏剧虽也活跃在城市，但其生存的主要场地还是在农村和小城镇。为了让自己生存和发展，就要千方百计地投合她的观众的胃口。这样在她的发展过程中，农民的观念、意识、审美情趣就体现得愈来愈浓了。许多剧目都是反映着农民的理想和意愿，表达着农民的喜怒哀乐，这无可厚非。现在，农民仍是戏剧服务的主要对象，但古旧的农民化的艺术已征服不了当代观众，也征服不了当代的农民观众了。过去的农民看戏，是为了消遣，而且是主要的消遣方式。当代的农民已不是过去的农民了，他们有文化，知识面广泛多了，眼界也开阔了。生活方式的多元，也决定了休闲娱乐的多元。就是看戏，也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和娱乐，而要求得到一些哲理，受到启迪，引起思索和情感上的震动。
　　那么，我们的戏剧要从内容上反映当代人们的意识，赋予其时代特征。这就要求取材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观众，要言当代人之所言，想当代人之所想，哪怕是历史戏，也要体现当代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审美观。当然，这不是要颠倒历史，让古人说今人的话，而是要站在当代的高峰上，俯瞰滔滔的历史长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传统戏《白蛇传》就是成功的先例。古本《白蛇传》对法海是取歌颂态度的，法海是维护人民和善良的化身，白素贞是祸害人类的妖精。后来，田汉先生改过来了，把白素贞塑造成一个追求爱情的善良女性，法海成了阻止和扼杀人们正当追求的可恶的人物，这一颠倒深受当代观众的欢迎。试想一下，如果不做修改、仍按原来的样子演出，观众会买帐吗?湖南花鼓戏《刘海戏金蟾》也是如此。
　　表现形式上也应革新。当代观众的生活节奏变了。过去，农闲时节，农民可以连续看十天半月的戏。就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台戏至少要两个半小时以上，否则，观众不会满足。当代的观众，包括农民观众已没有这么多时间和这么大的耐心了。湖南祁剧传统戏《目莲救母》是六本连台本戏。去年，湖南省祁剧院把这要连演六天的戏取其精华，压缩整理成一个晚会的剧，深受观众欢迎，就是例证。
　　
　　二、从儒家的影响里解脱
　　
　　几千年来，不论朝代更替，皇帝改换，几乎无一例外，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
　　儒家学说，在哲学体系上的核心点是“中立而不倚”，在文化上提倡“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言之明道”。荀子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其意思是：美感是一种愉快(“乐”)，但并非生理感官享受(“欲”)所引起的动物性快感(“惑”)，而是在高尚情操(“道”)所制约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上的享受。荀子的这种观点是进步的，是科学的，现在仍能为我们所接受。但是，他所说的“道”是“王道”、“中庸之道”。这“道”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在道德上表现为“中庸之为也”；在伦理上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良、弟悌、夫义、妇听”。这些观点，长期充当着我们传统文化的灵魂。
　　作为很注重“高台教化”的戏剧，受其影响更深。传统戏的绝大部分剧目是宣扬这些“道”的。
　　久演不衰的《岳飞》戏，歌颂了?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鞭挞了卖国的奸臣，但是，也消极地宣扬了忠君思想。在封建社会，君主代表国家，忠君就是爱国。但在《金牌诏》里，就是牺牲民族的利益而服从于君主利益了，岳飞眼看就要大举进攻，收复失地了，可是，在朝廷的三道诏书的催逼下，他停战班师，多年征战的血汗付诸东流，功劳毁于一旦，为国家、民族造成了一幕悲剧。当然，这是历史。作为反映当时现实的历史剧不能颠倒和篡改历史。但在剧中对这种可笑可悲的愚忠是取歌颂态度的。岳飞是民族英雄，应该歌颂，但对他的这种愚忠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予以恰如其分的批评和正确的评价呢?
　　有人会说，《封神榜》不是批评商纣王，反忠君意识的么?其实不然，在批判纣王无道时，赞扬了周朝的皇帝，只是否定一个君主，而肯定另一个君主，其实质仍然是忠君意识，而批判的核心是纣王无“道”，仍然没有离开儒家的“道”。
　　“忠孝节义”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的道德准则，在提倡“八荣八耻”的今天，道德标准发生变化了，而一些传统戏剧仍在宣扬旧的道德标准，且看看“吴汉杀妻”这个戏，写的是西汉王莽篡位，以女南宁公主婚配吴汉，并命吴汉镇守潼关。后来，吴汉擒获了刘秀。吴母告诉他，王莽曾杀死他的父亲，劝他杀妻降刘：吴汉逼妻自刎，火烧府第，佐刘秀复汉。这出戏在过去是很受欢迎的，忠、孝、节、义几乎是全方位的体现了，但现在的观众却难于接受这大丈夫主义。妻子已不再是丈夫的附庸，在有些家庭，几乎成了“上帝”，能杀么?
　　儒家的思想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影响着戏剧，在美学上也给予很大的影响。先秦诸子提出了“中和之美”。《礼记中庸》对“中和”做过这样的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衷)，发而中节，谓之和”。
　　在《彩楼配》、《珍珠塔》等相当数量的爱情喜剧中，才子佳人总是门不当，户不对，他们私订终身却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本来，这是一场维护封建礼教和反抗封建礼教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但是，却被淡化了，用折衷的方法、 调和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冲突，结果是才子发愤读书，金榜题名，门也当，户也对了，于是锁呐声声进洞房。
　　不管矛盾的性质，冲突的程度如何，一般都是以大团圆结局。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三宫堂》。许多剧种都有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戏，一般都是让包公铡了陈世美结束的，但在传统祁剧《三宫堂》中，却是陈世美招为驸马，不认前妻后，秦香莲投军，立下战功，带兵回朝，审问陈世美，陈认错，于是夫妻重归于好，全家团圆。陈世美与秦香莲这场生死斗争，就这样被“中和”了，仅让赵炳对陈世美不痛不痒地嬉笑怒骂一番，矛盾解决，皆大欢喜。
　　就是一些坏人得势，好汉落难的戏，也无不是以到后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仇雪恨的大团圆结局的。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大团圆的结局不是很普遍的。
　　在“真”和“善”这对矛盾中，许多戏让“真”服从了“善”。这在客观上成了一帖帖精神麻醉剂，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里之所以形成超稳定结构，包括戏剧在内的传统文化是帮了一些忙的。对这种不敢正视人生与社会的大团圆主义，鲁迅先生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里说：“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就是无解决、无改革……”这种“大团圆主义”的“中和之美”与当代人们的改革意识格格不入，也不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了。
　　观众是很难欺骗的，当代的观众首先要求的就是真实。我们的戏只有取信于观众，才能感动观众和征服观众。
　　要突破“中和之美”，我们既要求“真”与“善”的统一，也应该追求“真”与“美”的统一。就是说，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哪怕是历史戏，也要真实地揭示当时的社会本质。
　　
　　三、从封闭状态中突破
　　
　　“遗产”戏剧一般都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这是好事，但也因此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愿突破，不思进取，一些长期从事戏剧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有成就和一技之长的戏剧工作者，把传统的一招一式都奉为至宝，总认为自己的好，用自己的长处比兄弟艺术的短处，不愿进行改革，较少吸收其它艺术门类的长处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长期处于封闭和保守状态。
　　要打破封闭状态，其阻力不仅来自一些老艺人，也来自一些老观众。我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阶段，处于封闭保守状态，也导致戏剧与观众一种具有停止意义的同步，培养了观众的思维惰性和狭窄的欣赏趣味，这在老年观众身上，体现尤为明显。
　　但是，不能迁就他们，因为迁就了他们，就得罪了青少年。从数量上来说，青少年观众的比例大，更重要的是未来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的戏剧不愿成为这少量老观众的殉葬品的话，就应该以自身的艺术魅力来赢得青少年，这样才有出路。
　　要突破封闭状态，就要变审美的单一化为多元化，无论从主题思想到人物塑造及表演程式，都要突破单一的模式。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是全方位的，既向舞台上索取理解，也希望得到多种艺术美的享受。老是生、旦、丑、净重复着一些旧的程式，观众怎么能满足?这就要求我们创新，要有新的表现现代生活的程式，“以鞭代马，以桨代船”固然好，可现在的人们已经坐上了飞机，怎样在舞台上反映和体现?这就要求从生活中提炼。
　　其次，要走“杂交”的道路，即广泛吸取兄弟艺术的长处兼收并蓄。可以说，这些遗产戏剧的发展过程，基本是“近亲繁殖”。师传徒，徒再传徒，一代接一代。不能否认，每一代都有名师，有著名表演艺术家，但可以断言，这些艺术家也不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他师傅的衣钵的，而是转益多师。有不少的是走“杂交”的道路了。京剧大师梅兰芳，不仅学戏，而且学画、学字、学棋，从各个方面提高自己的艺术素质，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我们从事古老剧种的同志如果拒绝“杂交”，抱残守缺，仍像过去那么“近亲繁殖”下去，其结果只能是使戏剧变成“畸形儿”。
　　有人担心，这样“杂交”，会失去本剧种的特色。但是，你那个“特色”，观众不欢迎，不买帐，留着又有什么用7观众是戏剧的上帝，我们的戏剧艺术应该服从观众，当然，也要培养观众。
　　也许有人认为，改来改去，会削弱民族性，果戈理在《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里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衬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的本身。”戏剧应该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但不能停留在表现当代的内容和完全因袭传统的形式上，应该重在表现我们的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何况我们的民族在变，国情在变，不再是过去那种“封闭的自足体系”，而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时代已到了电子信息时代，我们的戏剧却还停留在石磨木犁时代，怎么能为人们所接受?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坚持科学发展才有出路，有未来。清代的李渔说过：“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因为“世道移迁，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之情态”。几百年前的李渔老先生尚且倡导“变”，二十一世纪的我们难道还钻不出“封闭”的蝉壳?
　　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戏剧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角抵戏、参军戏也有过黄金时代，但到底被其他戏剧形式取代了。元杂剧是中国戏剧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但其四折加一楔子的形式也不能永恒。封闭和保守，只能使自己被淘汰，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件历史文物，供后人研究罢了。党和政府把一些古老的剧种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为了保留一件文物，而是要让其传承下去。而只有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才能真正传承下去，永葆其艺术魅力和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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