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读后感【《生死朗读》:作为二战片类型的变奏与意义】

　　[摘 要]类型片中的二战片已经是屡见不鲜,从某种角度来看,《生死朗读》也属于二战类型片中的一部,但是这部影片通过改变主人公的英雄形象、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叙事策略;在观影模式方面,这部影片也改变了传统的观众地位,其中人物性格的不确定性、主题的不确定性给观众带来新鲜的观影体验,影片通过对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的解构,通过对类型片的突破与创新,成就一次向内观照的精神之旅。
　　[关键词] 二战片;类型片;变奏
　　
　　电影叙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便是依据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研究范式,尝试阐述电影类型自身的意义。作为类型片的二战片,它大多以反映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苦难、人性的光辉作为突破口,无数的英雄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出现。在这里,笔者试着将《生死朗读》放到二战类型片中,通过它与同类影片如《辛德勒的名单》(1993)、《钢琴师》(2002)这几部曾经冲击奥斯卡的电影比较,理清其变奏之处,将它放置到电影史的版图中找寻它的定位与意义。
　　类型变奏之一:传统叙事策略的变奏
　　在传统的民间故事中,英雄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正是从英雄经历的磨难之中,完成心理的宣泄,完成文学作品的“白日梦”的功能,因此,拯救他人或拯救自我成为传统民间故事中最常用的叙事模式。我们纵观《辛德勒的名单》和《钢琴师》,叙事的模式也没有摆脱传统民间故事的影响。《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无疑就是英雄式的主角,在故事中,辛特勒用他的企业和全部的身家拯救了1200名犹太人;《钢琴师》中的主角凭着个人的毅力,经过艰难的逃亡,完成了一段自我拯救之旅。总体来说,这两部片是从战争亲历者的视角来审视所经历的战争。作为《生死朗读》来说,它选择了亲历战争的下一代即伯格作为叙述人,用一个平凡普通人的视角,重新诠释了xx时代里,崭新而独特的一面。
　　其中,主人公作为英雄的形象已经大大地弱化了,甚至是颠覆了。在本片中,一个看似充满母性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女人,甚至是一名最普通、最底层的xx――集中营雇佣的一名女看守充当了本片的主角。这里,给我们呈现了一名与众不同的“迫害者”形象。说起迫害者,我们的脑海中出现的肯定是身着xx军装的军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表现无遗,而在《钢琴师》里出现了一个音乐爱好者xx军官,一个能与作为正面人物的钢琴家在音乐世界里心灵相通的敌人,已属难得,但《生死朗读》走得更远,它出现了所有二战片中都不曾出现的迫害者。其实我们仔细地想想,真正的迫害者又是谁呢?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从众,法西斯何以能上台?何以煽动战争?汉娜确实是“平庸”的,因为她是一个文盲,还用谎言极力掩饰这一点。正是因为平庸,她把读书写字看作是从主流社会秩序中获得正常尊严的惟一途径,这让她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追求、维护尊严的道路。这种看似偏执的尊严贯穿了汉娜的一生,构成了她的精神核心――为了维持她内心仅有的一点虚荣,她不惜用18年的牢狱生活来保守她内心的秘密。这种基本特征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她首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在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下定义,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对主人公的形象进行颠覆是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一个挑战的话,那么,这样的颠覆同样存在于影片的叙事模式之中。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离开―归来”的案例。说的是某一天,弗洛伊德看着他的孙子在童车里玩耍,他注意到他的孙子喊了一声走了!然后把一个玩偶扔出童车,然后又叫了一声来了!再把它用线拉了回来,乐此不疲。弗洛伊德把这一著名的“离开―归来”的游戏解释为幼儿对不在自己身边的母亲象征性的支配。在英国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眼里,这种“离开―归来”模式是一种叙事的基本方式:一件事物失而复得。将它简单归纳为一个叙事的程式便是:平衡―不平衡(离去)―平衡。离去(丧失)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却激起我们的欲望,这也是故事能得以展开的动力。这种叙事模式常常被运用于无数的商业影片中:《辛特勒的名单》因为1000多名犹太人的生命岌岌可危,这种不平衡状态使辛特勒展开了营救;《钢琴师》中的钢琴师则是因为他本来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了,要想活着,就必须努力对付一切的困境……将这种叙事模式高度概括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其实都是对“离去―归来”模式的重复书写。在《生死朗读》中,如果说,汉娜的失踪算是第一次的离去,那么在汉娜入狱的18年中,则是更加强调汉娜在男主人公生活中的缺席:我们的男主人公一直没有去看望她,他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前进,结婚、生女、离婚,其间不懈地为她朗读各种书籍,但就是没有去探望她,狱中的汉娜在学会写字之后,经常给伯格写信,可是伯格从没有回信,汉娜在一次次的等待中终于绝望了。影片中有一幕:十多年后,汉娜与伯格再次相遇,汉娜向伯格伸出了自己的手,伯格却犹豫了,最后虽然也伸出了手,但是很快就收回去了……恋人也好,爱情也罢,离去了,再也没有归来,这种叙事模式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它给观众留下更多遐想的空间。
　　编导通过对传统类型片中主人公形象的改写、对传统叙事模式的颠覆,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观感体验,那就是否定了以往非错即对、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式的理性,解构自柏拉图以来就深植于西方人头脑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思维方式。这里的解构和颠覆,无疑是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思维方式,将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日常经验的蒙蔽与麻木中解放出来。这,也许是影片意义之一。
　　类型变奏之二:传统观影模式的变奏
　　如果从传统的叙事范式来看,《生死朗读》已经对类型影片作了突破和创新的话,那么,从观众接众的角度来看,《生死朗读》也同样作了突破和创新。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在与读者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文学)作品的不确定因素,会诱发或激起观众(读者)创造的欲望,如果在阅读过程中,观众(读者)不发挥自己的想象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确定化,对作品中的空白进行填空、对话和兴味,也便无法完成对作品的审美欣赏。在《生死朗读》这部影片中,观众的角色也现了变化――在《辛特勒的名单》中,编导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展示了残酷的场面,这种经历似乎离我们有些遥远,那么,我们只能坐在电影院里观看着发生的一切,接受编导给我们传递的思想;在《钢琴师》中,我们随着主人公的逃亡之旅体味主人公在面对苦难之时的内心感受,多了些亲身经历的意味,总体而言,这两部电影的主题是鲜明的,意义也是明显的,观众坐在电影院里被动地接受着影片所传达的意义。在《生死朗读》这部影片中,战争似乎已经远去了,但是作为战争的下一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编导似乎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这部影片中,编导借用了一个没有亲历战争的人物――伯格,充当叙事的视角,用他的眼睛观察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展现当下人们对战争的体验和感受。在这部影片中,人物性格是不确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空白之处让我们观众自由地书写,在观影中,我们观众成为一个自觉的思考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是这部影片与其他影片的又一区别。
　　传统观影模式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人物性格的不确定性。影片中,编导没有给我们展示全部的人物个性,汉娜这个角色,可以说是近年来银幕上出现的最复杂、最微妙的角色,简直无法归入任何商业或文艺片人物套路。汉娜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她以18年的牢狱生活换来保守自己内心那个秘密,这个交易似乎很不划算,究竟她的内心会有些什么想法?如果她爱伯格,那么为什么她会选择悄无声息地走开,如果她不爱伯格,为什么在监狱里学会写字之后一直给伯格写信?无论是从生活角度,还是情感角度,编导似乎始终没有将这个角色完全剖析给观众,这个角色总给人一种很难概括的感觉。作为片中的男主角――伯格也亦是,他的性格也不全然表露,在片中他有两次关键的沉默:第一次,迈克知道了汉娜是文盲,却没有告知法庭这一事实,他选择了沉默;第二次,汉娜在监狱里学会了读写,并给迈克写来了字体蹩脚但饱含希望的书信,但伯格却没有给出汉娜最需要的回应。对于伯格的沉默,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是因为伯格内心不希望汉娜减罪后回到他的生活中,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还是因为伯格觉得揭穿她的文盲身份等于毁了她,又抑或是他觉得要尊重她个人的意愿,让她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影片同样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其次,是主题的不确定性。对这部影片的意义有多种解读的方式,它不像一部爱情片,也不是一部历史片,它将爱、罪恶、秘密与救赎搅和在了一起……当伯格知道他所爱的人甚至是个xx的时候,他明白,他的爱情故事和他恋人过去的罪责都有一个需要极力隐瞒的秘密。伯格虽然没有亲历战争,但是他作为二战后的下一代人,他无法释怀自己与法西斯成员有染,所以他在说出真相或面对羞耻之间,作出了与汉娜一模一样的选择。我们再来看审判的本身,更具有反讽的意味:文盲汉娜坐在被告席位上,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代表了文明的知识分子代表,也有冷漠的人群,可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另外5名被告一致将罪行推到汉娜的身上――文明的掌握者,却依仗着“文化”这个工具,算计着汉娜。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的悲哀。如果说,汉娜对文明的渴求以一种近似于朝圣的态度,以一种神圣的姿态来对待的话,那么,在影片中文明者的行为,无疑是对文明本身最大的讽刺。在这里,作者用荒谬的逻辑对文明世界作了一次无声的抗议,又或者说是对人类的麻木不仁、失范的道德标准作了一次反讽。在本部影片中,导演和小说的本意如出一辙:《生死朗读》不是关于xx或者屠杀犹太人的。用作者哈林克的话来说,“它是一本关于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关系的书,关于罪责。”如果我们真要归纳影片的意义的话,那只有靠我们自己内心的仔细体会,只能靠我们自己书写影片的空白之处。
　　曾有学者指出,类型片的观众获得的快感正是来自于极端熟悉的故事、角色和叙述模式的再度翻新。观众正是在同一类型的影片的参照中,从老套路中发现新变奏而获得快乐。在这部影片中,英雄被平凡的人物代替,甚至被一个反面的人物代替,叙事模式也脱离了传统的叙事范式,同时,这部影片也改变了传统的观众地位,其中人物性格的不确定性、主题的不确定性给观众带来新鲜的观影体验,但我们仍可以从此片中感受到战争与现实、与人类生存处境的关系,在本片中,作者通过对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的解构,通过对类型片的突破与创新,成就一次反观人类自身心灵的精神之旅。
　　
　　[作者简介] 李映杏(1978― ),女,广东湛江人,文学硕士,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