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影 - 放不下的情缘 视频_国影百年　大众情缘

　　 　　2005年，是中国电影的大喜之年。此时，我首先想到的既不是自己看过的几百部国产影片，也不是自己收藏的成百上千的电影说明书、入场券。我首先想到的是电影界的师友，其中包括《大众电影》杂志。
　　
　　解放前，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儿，爱跟大人们去看戏，怕看电影。原因很简单，再小再破的戏园子，台上演《三岔口》摸黑武打，也是亮堂堂的，电影院―开演，里边黑咕隆咚的，所以怕。而且银幕上闪闪发亮的黑白画面，不如色彩明丽的戏台真人好看。尽管如此，老电影仍然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大胖子殷秀岑、小瘦子韩兰根演的《学府风光》、《难兄难弟》，十分逗乐，至今忘不掉。李丽华、龚秋霞演的苦戏古装片，连小孩子看了都落泪，那会儿我心目中电影上的英雄人物就是张翼演的《侠盗罗宾汉》。至于电影歌曲就是流行歌曲，周璇唱的《四季歌》、王人美唱的《渔光曲》等。现在还记得起来那使人心酸的歌词：“……爷爷留下的破鱼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这也和我记住的许多京剧戏词一样，铭刻在心。偏偏中国电影由中国京剧生发出来，也是一种天作之合。从中国京剧《定军山》的拍摄，开始了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直到20世纪40年代，随着国民党王朝的灭亡，中国电影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大批新的大众的电影普及到了全中国。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振奋人心，黑白故事片《白毛女》、《钢铁战士》，感人肺腑。革命英雄人物刘胡兰、董存瑞屹立在银幕上，光辉照人。无论是老战土吴老贵(《渡扛侦察记》)、小战士刘海泉(《钢铁战土》)都曾感动得我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千千万万南征北战的中华儿女，为新中国的新一代树立了学习榜样。新时代的电影观众心态也变了。看电影不仅仅是纯粹的娱乐，而是把它当成了政治教育的大课堂。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初期，电影的宣传工作，真做到家了。当时，北京各大电影院都免费发放电影说明书，后来改成价格极低廉的“电影介绍”小册子。1950年到1951年，《大众电影》在上海发行，《新电影》杂志在北京创刊。后来，，二者又台办到了北京，一直出版至今，成为电影观众的良师益友。有了它，我看电影有了指导者，不再盲目地看，而是有意识的去欣赏电影，增长知识，提高认识，与电影结下了深厚的情感。这份情缘，延续了漫长的半个世纪。现在把它写在这里，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和《大众电影》创刊55周年。
　　2005年，是中国电影的大喜之年。中国的13亿人将为“中国电影”这位百岁老寿星过生日。此时，我首先想到的既不是自己看过的几百部国产影片，也不是自己收藏的成百上千的电影说明书、入场券。我首先想到的是电影界的师友，其中包括《大众电影》杂志。
　　五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北京出的《新电影》杂志的时候，那由几十部电影画面组成的封面设计，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折叠夹页中的电影演员照片长卷更是一下子使我月不暇接。再读里面的文章，如饥似渴，真有些“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原来电影不仅是有趣的，更是有益的，而上海出的《大众电影》，印刷十分精美，铜版彩照，漂亮极了。至今我还保存着几帧这些剧照呢!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喜欢文学，常给报刊投稿，除了写我们少先队生活，在少儿刊物上发表，也开始试着写电影观感的小文章。记得我给《大众电影》写的第一篇不是稿，而是“信”，一封写给电影《六号门》中扮演老工人刘斌的刘永才师傅的致敬信。他不是专业演员，是天津六号门的一位真正搬运工。这位朴实豪爽的老工人形象使我感动，所以写了这封信。虽然没有在《大众电影》的“读者来信”栏中发表，但是比发表更使我高兴的是，热心的编辑同志不仅把我的信转给了刘永才师傅，还转来了刘师傅给我的亲笔回信及片场小照片一帧。15年后，我出差去天津，就带着这封信与照片，寻访到了仍住在六号门的刘永才师傅。他一看这封信就认出是自己刚扫盲后亲笔写的。刘老师傅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当年的“小观众”，临别时，他把一帧大照片赠给我留念。这帧照片一直珍藏在我的最大相册中，保存至今。一位老工人和一个中学生的友谊之桥是《大众电影》搭起来的，它也像征着国产电影与年轻观众的心是紧密相连的。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我在《大众电影》上发表的习作中，涉及到喜剧片、惊险片、科教片、战争片等等，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关于儿童片的一首诗：《打开“保险箱”――给儿童电影提点意见》，发表在1956年第6期上。据说这首诗曾引起电影界老前辈陈荒煤先生的关注。也就是这一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首届导演系，干学伟先生是我们的主任教师，吴贻弓、阙文、陆建华、卢友汉(华克)、于得水、季文彦、王心语、江世雄、张景隆等，都是同班同学。
　　说起来是一种“巧合”。我们导演系上第一堂导演课是在北影的摄影棚，参观拍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那一天是1956年9月4日，而这一天，恰恰是新中国第一个幼儿广播节目《小喇叭》开播首日。冥冥中“哒嘀哒”的召唤，使我在一年后，进入了中央电台，并且真的搞起了少儿广播节目。
　　
　　也正是在北影那次参观学习时，我相识了老电影艺术家魏鹤龄先生。他以一位长辈的身份，教育和感染了我。那正是我与电影处于“留恋与放弃”的痛苦中。魏老从自身经历告诉我，应该怎样战胜坎坷，投入真正人生。我与老人家成了忘年交，正如我当年为他主演的《探亲记》写的影评文章的题目那样：《革命的亲，革命的爱》，这篇文章先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后来《大众电影》转载，并引发了一场争论。至今，我深深怀念与魏鹤龄先生在北影招待所亲切接触的那些日子，一位老电影人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这已经超出了电影演员与观众的一般关系，升华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与此情同样深厚的还有我的电影学院老师干学伟先生。我离开电影学院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xx十年，不好意思去看望他老人家，因为我是他的一名不成材的学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在劲松车站邂逅他时，居然不敢相认，不是因别的原因和顾虑，而是因为惊异。经过了近30年，老师的面容居然还是当年模样，一点不老，这位老延安鲁艺的革命文艺战士，在我心中始终没有淡漠过。这期间，我关注着他拍摄的每一部影片，从《风从东方来》，到“xx”后解禁的《小二黑结婚》，我都不止看过一遍。劫后重逢，他还记得我这个当年退学的“学生”。
　　我考电影学院，干老师与苏联专家伊凡诺夫是主考。考导演系除了一般的面试“小品”表演(侧重于设计)等初试外，还有一个重要科目是“电影分析”。放一部未公映的新电影，随后写一篇评论文章当场交卷。“巧合”的是这部电影《南岛风云》我二月份在《大众电影》杂志社联谊会上看过，那时片名叫“难忘的日子”。这使我既兴奋，又更有把握了。也许是这点优越性，使我进入了复试，并最终录取。至于终没学成，是我个人原因。但我仍然难忘电影学院一年多的大学生活体验，感谢《大众电影》的编辑卜平老大姐对我的耐心指导和帮助。
　　在我放弃电影，投入广播的近40年工作中，我对儿童影片情有独钟，从五、六十年代的《红孩子》、《小兵张嘎》到一系列美影动画片，我都想尽办法，让它们以各种形式进入少儿广播节目中。“红孩子与小观众”座谈会，是我工作后搞的第一个录音报道。崔嵬同志是我们少儿广播联欢会上请来的第一位讲革命故事的电影导演。那一天，他是带着《红旗谱》中朱老忠的戏装，百忙中来到我们音乐厅，给小听众讲述小兵张嘎的故事的。我搞的《大闹天宫》的录音剪辑成为少儿广播中很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到1999年国庆50周年时，我们的专题节目《五星红旗五十年》的人选中，就采访了在北京的干学伟老师和在上海的吴贻弓同学。他们分别对小听众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中国电影人的生动事迹，以纪念人民电影50年。
　　五十多年来，我收集的《大众电影》，包括“xx”期间的全套《人民电影》，都先后转送给了西安第一代电视界好友和我们部的年轻人。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我已经很少进电影院看电影，也很少看《大众电影》杂志了。但缘分未断，电视中“电影频道”从不放过，有关《大众电影》的动态，也是经常留意的，偶而也买一本看看，然后送人。“物尽其用”是我对《大众电影》的真诚感情表达。个人收藏，束之高阁并不可取。
　　今年是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干学伟老师元旦的两封来信，又激发了我的电影情结。最近我又连续购买了几本《大众电影》，是想看看在新世纪我的老朋友怎么样了，她华丽多了，漂亮多了，内容也丰富新颖多了。在中国电影观众越来越少 (指进电影院)之时，《大众电影》这个曾创下全国杂志发行量最高纪录的刊物，能坚守阵地，努力办得有声有色，便是对百年国影的贡献与忠诚。我衷心祝福中国电影、《大众电影》岁岁常青!
　　最后献诗一首：
　　国影百年大众情，亿万心碑筑长城。
　　银河星光闪闪亮，东山红日冉冉升。
　　责任编辑／君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