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真实结局很恐怖【论《红楼梦》人物塑造的美丑辩证艺术】

　　[摘要]通过阅读《红楼梦》,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曹雪芹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是从自己主观的爱憎好恶出发,进行“非爱即憎,非憎即爱”的简单化概括,从而把人物划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而是对人物塑造有着客观性的执著追求,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个人偏爱和主观意愿,遵循当时真实生活发展的必然规律,写出人物自己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的命运。所以,其笔下的人物很难以纯粹的美或丑的概念来界定,亦难分出纯粹的好人或恶人。在人物塑造上,往往体现出美丑结合、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艺术辩证法。
　　[关键词]《红楼梦》;人物塑造;辩证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69-05
　　
　　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日,众友群居,评骘《红楼》女子。有取宝钗之稳重者,有取黛玉之聪颖者。或爱熙凤之才能,湘云之爽直;或爱袭人之和顺,晴雯之袅娜。又有憎黛玉之乖僻,厌凤姐之擅权,恨袭人之柔奸,恶晴雯之利口者。议论沸腾,爱憎不一。予时默无一语。客诘之,予曰:“此曹雪芹纸上婵娟也。设诸君真遇其人,未必不变憎为爱也。”言毕,众皆粲然。①
　　
　　其实之所以发生对人物形象理解与感受“爱憎不一”的有趣现象,正说明了形象本身的客观真实性和复杂丰满性。正是作者的成功塑造,使形象给人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样化感受,不再是某种性格的单一体,而是多侧面性格的有机统一。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很难以纯粹的美或丑的概念来界定,亦难分出纯粹的好人或恶人。在人物塑造上,往往体现出美丑结合、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的艺术辩证法。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这样评价《红楼梦》: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鲁迅看到了曹雪芹在人物塑造方面一反传统的做法,赞扬这种以写“真的人物”为目的的人物塑造方法。《红楼梦》打破了以往小说“非爱即憎,非憎即爱”的人物塑造传统,脱离了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倾向。作者对人物塑造有着执着追求,因而他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个人偏爱和主观意愿,遵循当时真实生活发展的必然规律,写出人物自己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的命运。人物的美与丑在作品中得到了辩证的艺术体现。
　　
　　一、丑中有美,美中有丑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旧戏舞台上,就有红脸、白脸之分,所谓“一脸之红荣于华兖,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以往的旧小说中,也有英雄与逆贼、忠臣与奸臣、义士与小丑、贤女与荡妇等美、丑、善、恶之别。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直到《金瓶梅》,均未完全摆脱“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影响。直到清代中叶《红楼梦》的出现,才打破了小说创作中这种僵化、落后的人物塑造传统。《红楼梦》异峰突起,超越了以往一切人情小说,成为300年间小说创作的冠冕。
　　在《红楼梦》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就是薛宝钗。读者总喜欢将她与林黛玉对比,有人说她是美的,亦有人说她是丑的。这种争论持续了几百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邹�在《三借庐笔谈》中曾写道,他与友人许伯谦一起讨论《红楼梦》,许尊薛而抑林,邹尊林而抑薛,“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②可见林黛玉与薛宝钗都各自在读者的天平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份量,亦可以发现薛宝钗这一形象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正在于其性格极具魅力。对于这点,清代蒙族红学家哈斯宝也曾有过评论,他在评价宝钗这一人物形象时说:“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③如果抛开哈斯宝的判断是否公允这一点不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段话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薛宝钗性格中的多重矛盾因素,才造成了十分复杂的文学现象。对于薛宝钗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正说明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这一形象是成功的,是历久不衰、具有永久生命力。
　　曹雪芹打破了“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传统写法,既不是把宝钗写成“全坏”,也不是把她写成“全好”,而是将其写得亦好亦坏、既丑又美。他采取了化丑为美、化美为丑的办法,着力写出她性格中的多个侧面,塑造出一个“完满而有生气的”、“亦丑亦美”的宝钗。
　　薛宝钗是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人物,她一出场就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她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春美少女,“脸若银盆,眼如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举止端庄娴雅。不光是外形美,她还具有丰富渊博的知识。都说林黛玉聪明灵秀,整部作品中的人物就只有薛宝钗能比得上有时甚至超过她。薛宝钗曾称赞宝玉杂学旁收,但她比宝玉涉猎更杂。她自幼读了很多书,从《女四书》、《烈女传》到《西厢记》等无所不知。她又极会作诗,与湘云论诗的一番话,俨然是一位诗人;她虽不大画画,但绘画知识却不亚于一位专业画家,连博学多才的林黛玉都被她比下去了;她的医学知识也很丰富,为宝玉送药,替黛玉分析病情,为母亲急诊,送贾琏棒疮药;此外,她又精通棋艺、书法等。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闪耀在薛宝钗身上的一个又一个“美”的亮点。她本来是为了待选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的,所以,她身上具有封建社会的女性所应具有的贤、孝、才、德等一切美德。
　　薛宝钗在政治立场上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一边,其思想体系也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她竭力劝导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劝林黛玉不要看《西厢记》等歌颂自由爱情的文学作品,认为看这些书会“移了性情”,她虽然也作诗,却对湘云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本分”。薛宝钗的“冷”是有名的,她吃的是“冷香丸”,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亦表现得十分冷酷。丫环金钏儿被王夫人逼得投井而死,连王夫人本人都承认“是我的罪过”,奴性十足的袭人“想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宝玉更是事后偷偷跑去水仙庵的井边祭祀金钏儿。而宝钗却毫无同情之心,说出了自己的分析:“据我来看,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这一段话仿佛迎面而来的一股寒风,吹得人五内俱凉。由此可见,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争斗中,薛宝钗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王夫人一边,她对金钏儿之死的冷漠无情,表现出其思想性格中丑的一面。类似的例子还有,当柳湘莲因尤三姐自刎而出家后,薛蟠含泪四处寻找,薛姨妈也心生叹息,惟独宝钗听了之后并不在意,说:“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她反而提醒薛蟠酬谢跟他去江南贩货的辛苦了几个月的伙计是正经,其冷酷令人不寒而栗。
　　然而,走入薛宝钗的内心深处,我们会发现那里是一张多种矛盾纵横交织的网。薛宝钗的外表像一块冰,她的内心其实也有火热的一面。她也很善于替别人着想。她为湘云摆螃蟹宴宴请亲友,为邢岫烟解困赎回棉衣,为黛玉送燕窝治病,都表现出她善于关心体贴别人的一面。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她内心深处对于宝玉的感情。封建统治者需要她做一个封建淑女,她就力求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封建淑女的规范。尽管她的内心对于宝玉确有爱慕之情,然而由于自由爱情是违反封建礼教的,因此,她只能压抑自己的感情,把内心的爱慕之情冰封在心底。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细节中窥见她内心奔突的情感之流。前人曾这样评价薛宝钗:“其最可耻者,送丸药以医怡红杖伤,坐卧榻以刺怡红兜肚,柔情蜜意,无异自媒,毫不知避嫌疑,此皆由衷而发,不能自掩之耻态也。”④这段话虽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但说薛宝钗之情“由衷而发”却是极为恰当的。薛宝钗是封建礼教下产生的完美淑女,在思想上深受“男女大防”观念的束缚,但她又是一个正当妙龄的青春少女,内心自然会有爱的要求。这就使得她对待爱情表面淡泊而内心热烈,这种矛盾,正是宝钗性格中可悲可叹的地方。
　　薛宝钗引人非议的地方还与其为人处世的原则紧密相关。薛宝钗的处世哲学是圆滑的利己主义。在小说第8回中,作者给她的定位是“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在第55回中,凤姐对她的评价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在贾府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矛盾斗争中,她往往采取中立,以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博得上上下下对她的好感。对于上层统治者,她往往会费尽心思揣摩其心理,迎合其需要,甚至不惜扼杀自己的个性与爱好。如第22回写贾母为宝钗做生日,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为了讨得贾母欢心,“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同一回中,元春派太监送来灯谜让众小姐们猜,“宝钗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为了讨好元妃,她如此心口不一,实在是虚伪可憎!第27回滴翠亭边扑蝶的薛宝钗无意间听到了小红与坠儿的私情话,情急之中,她竟然使出“金蝉脱壳”的法子,编造出追黛玉的谎话,使小红疑心于黛玉。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令人感到可鄙可耻。
　　薛宝钗大方、会做人,连赵姨娘这样的人物也对她大加赞赏。在第67回中,宝钗将薛蟠从家乡带来的土仪分送给各人之后,也给没有什么权势和地位的令人嫌恶的赵姨娘与环哥儿送了一份儿。所以,赢得了赵姨娘在王夫人面前的大加赞赏,真是因小惠得大利。对于宝钗的为人行事,历来贬词很多,有人说:“以熙凤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爽,袭人之柔佞,上自贾母,下至婢媪,皆能兼容并包而无不当。”⑤薛宝钗的世故与城府之深,使这一形象本身又增添了几分争议的内容。
　　应该说薛宝钗的性格是极富弹性的,因为它引起了审美领域当中如此持久与广泛的争论。她的性格当中有着热烈与冷酷、真诚与虚伪、善良与机诈、高尚与卑劣等种种因素的对立与冲突,使得这一形象让人美中有丑、丑中有美,让读者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清代著名的《红楼梦》评点家王希廉就认为宝钗是一个“奸人”,但当时有人问他“子之处宝钗也将如何”时,他的回答却是“妻之”。可见,宝钗这一形象在他心里也曾产生了强烈的美感,并非一个丑恶不堪的人物。
　　那么曹雪芹究竟是怎样将薛宝钗塑造成为一个亦丑亦美的人物的呢?原因在于曹雪芹在描写薛宝钗的封建思想和丑行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促使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写出了薛宝钗思想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而引起了人们对当时腐朽的封建社会的憎恨。同时,他并未将薛宝钗绝对丑化,而是将美貌、才智、学识、涵养和会做人等令人羡慕向往的因素都赋予了她,使这人物又得到了人们的敬重与好评。通过对薛宝钗“丑”的言行的描写刻画,揭示出封建社会的虚伪、腐朽,这样的“丑”也就起到了“艺术美”的效果。
　　
　　二、善恶交赋,亦正亦邪
　　
　　在《红楼梦》第2回,曹雪芹借贾雨村之言发表了一番正邪两赋论:认为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正邪两赋之人,这种人“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在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尽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这种正邪两赋之人非纯粹的仁人志士,亦非绝对的凶恶之徒,而是亦正亦邪的具有复杂性格特点的真的人物。这一段正邪两赋论,其实正是曹雪芹创作思想的体现,表现出他对人物塑造的高度理论认识。在《红楼梦》中,虽然有许多人物,但作者并未强行将他们划归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往往是细致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方方面面,让读者自己去把握人物。而在《红楼梦》之前的许多古典小说中,人物几乎都被简单地划分为正面或反面人物,并且只要是反面人物,就必然是假恶丑的化身,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王婆,《三国演义》中的董卓等,统统都戴上了恶人的脸谱。《红楼梦》中很难找出一个纯粹的无恶不作的恶人来,其中的人物往往给人一种亦正亦邪的审美感受。
　　宝玉就是这样一位正邪两赋之人。宝玉不爱读书,常厮混于内帏,然而他却不同于一般的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偷看《西厢记》,他同情体贴下层受压迫受迫害的女性,这些都使他区别于薛蟠那样的花花公子。然而,他的身上也不乏贵族公子任性娇气骄横的一面,除了看到他的好性儿之外,我们也可发现他摔东西、砸茶碗、踢袭人的行为。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热爱女性,无视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却无法真正地叛逆到底,与当时的制度决裂,他在思想上无法获得新的支撑点,迷惘无奈失落中只能皈依佛门。这样的宝玉让我们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真正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
　　王熙凤也是一位正邪两赋之人。在《红楼梦》中,王熙凤可谓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周汝昌先生曾将她与宝玉列为全书中的两大主角。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曹雪芹的塑造岂会流于简单化、绝对化?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处处可以感觉到王熙凤的光彩。她那迷人的风姿、不凡的气质,往往给人一种强大的震慑力,再加上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巴,更使她成为老祖宗身边一刻也离不了的“开心果”。她虽没念过什么书,也比不上宝钗、黛玉那样有学识,可她的语言往往是随机而出、妙趣横生。例如第38回中,她就老太太额头上的小窝儿发表言论,说那是用来盛福寿的;第47回与老太太、薛姨妈玩牌,输了钱后,她说:“这一吊钱玩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钱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的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差我去办了。”引得众人大笑不止。王熙凤不仅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超的凑趣才能,在治家理事上亦表现出不凡的才干。她协理宁国府时,上上下下的宁府中人皆对其刮目相看;第72回中她面对夏太监派来“借”银子的人说的一番软中带硬、绵里藏针的话更令人拍案叫绝!然而,这样一个风趣幽默、能干有才的“脂粉队里的英雄”,同时也是一个“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奸险恶毒之人。她“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计赚苦尤娘”,机关算尽,最终致祸,失去性命。这样的性格,这样的人生轨迹,让我们对于人物的把握不能流于绝对的正或邪,不能将其简单地说为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只能将其看作当时社会制度下存在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三、“坏”人亦有人性的闪光点
　　
　　《红楼梦》中人物很多,作者笔下的形象主要是一些妙龄少女,这些少女多是钟灵毓秀的化身。而其中的男性大多是次于女性的,要么是一副假道学的样子,封建卫道士的面孔,要么是偷鸡摸狗之流,要么是不学无术的纨绔浮夸之徒。若说《红楼梦》中有所谓的“坏”人,那么这些“坏”人也主要集中在男性世界的范围内。当然,女性中也有,不过是属于“女儿”这一范围之外的婆子、媳妇了,如王善保家的、马道婆、赵姨娘等都是“坏”人。曹雪芹在塑造这些较为丑陋的灵魂时,往往能抛开“恶则无往不恶”的传统人物塑造程式,在展示人物的卑劣的性格侧面的同时,善于以隐笔或直笔点出其人性的一些闪光之处。
　　贾雨村就是这样一位“坏”人。《红楼梦》的读者可能十有八九都不喜欢这个人物。因为人们往往将贾府的败亡与雨村的口蜜腹剑、落井下石联系在一起,认为他是一个奸险小人,而他最终惹祸上身被流放他乡,似乎也出了不少读者胸中的一口怨气。殊不知,贾雨村并非生来就是这样一个“坏”人。他原本是一位落魄的读书人,胸怀大志,不拘小节,坦荡磊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在甄士隐的帮助下,他进京赶考,中了进士,不料因不会巴结逢迎上司,被上司寻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参他生性狡猾、擅纂礼仪等,最终被革职。初次为官便被革职,这使贾雨村对于官场的黑暗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后来他在林如海的介绍下受贾政引荐轻而易举地复出,重新步入了官场。再次复出的贾雨村已没有了以前的“恃才侮上”,而多了几分心计与老练。“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回,他的处事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性正在蜕变的贾雨村。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贾雨村是光明磊落、有理想重感情的,那么此时忘恩负义的贾雨村已然被官场的黑暗腐蚀了心灵。为了保住乌纱,他在官场的黑暗浑水中走了一趟又一趟,变得越来越坏,惹人厌恶。曹雪芹在塑造贾雨村时所昭示给我们的是这样“潜台词”:在步入官场之前,贾雨村原本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有志青年,可步入官场之后,他却逐步蜕化成为社会的蛀虫、官员中的败类。正是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场的不良风气泯灭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去除了他人性的良知,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对于人性的戕害、对于真理的践踏!
　　赵姨娘是作品中少而又少的“坏”女人之一。她尖酸刻薄、不得人心,又不顾身份、不识大体,常常与小丫头们动手动脚,还伙同马道婆陷害凤姐与宝玉二人,居心叵测。然而曹雪芹并未将她刻画成一个坏到六亲不认的人。她为自己的亲生儿子争地位、争名分、争侍妾,虽然这一切也是间接地为了自己,但一位母亲的心,对儿子的情却也展示出其人性的一面,让我们对她怎么也恨不起来,而只是可怜她。她的所作所为亦有一定的情理可言,她虽然“坏”,但并非坏得彻底,而是情有可恕。
　　
　　四、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女儿王国,这个王国中都是青春年少、美丽可爱的女子。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她们却各具风姿、无一雷同,这不得不令人叹服。曹雪芹在塑造这些女儿形象时,突破了以往古典小说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说中写人“美则无一不美”的类型化、概念化倾向。在曹雪芹看来,现实生活中本来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物。他所塑造的美人往往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而是有一定“陋处”,也正因为不完美,有“陋处”,更使人觉得真实,有血有肉。
　　湘云是一位活泼可爱、豪爽率真的女孩儿,可是却有咬舌的毛病,“二”、“爱”不分,每每称呼宝玉时,总是将“二哥哥”喊作“爱哥哥”。对此,脂砚斋评道:
　　
　　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今见咬舌二字加之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⑥
　　
　　写到香菱,曹雪芹写她美丽动人、温柔娴静,借周瑞家的之口说她有“东府蓉大奶奶的品格”,以秦可卿比之,可见这是多么美丽的女子了,可是却又给她冠之以“呆”的称号,写她有些呆头呆脑。脂批曰:
　　
　　“呆头呆脑的”,有趣之至!最恨野史有一百个女子皆曰聪敏伶俐,究竟看来他行为也只平平。今以“呆”字为香菱定评,何等妩媚之至也。⑦
　　
　　这样的形象,在曹雪芹的笔下还有很多,诸如探春既有顽固的嫡庶观念,又抱负远大,志趣高远;袭人既温柔善良、宽容忍让,又有着某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晴雯既叛逆反抗、藐视权贵,又欺侮弱小、且尖刻逞强;黛玉既清逸脱俗、才华横溢,又心胸狭窄、好弄小性儿……
　　曹雪芹笔下的美人均非十全十美、倾国倾城之人,也都是具有“缺陷美”的。正如断臂的维纳斯一般,这些缺陷非但没有削弱人物形象给我们的美感,反而增强了形象的现实感与生命力,给人物又添上了几许特殊的风韵,使人物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物的独特之处,从而在读者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注释]
　　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卷3,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1页、第195页、第161页。
　　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卷4,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0页。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齐鲁书社编:《脂砚斋评批〈红楼梦〉》(上册),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352页、第7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