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于一端乃有大才之用】 大驹

　　大学教师选聘大体上有两种尺度，一种是资质性尺度，一种是能力性尺度。所谓资质性尺度，即按照待聘岗位要求而确定的学历、学位、学科和专业、职称等标准，这些标准通常由社会权威机构认定，一般为社会所普遍承认。比如学历、学位，由经国家审核并授权的教育机构认定，并通过颁发相应证书形式确认。资质性尺度具有规范的价值，它代表了社会对受聘主体的普遍性认识。在现代高等教育中，由于知识的高度发展，大学的教职必然要求大学教师有相应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学术视野和专业训练经历，否则大学就难以达到其应有的水准。因此，不同类型的大学对其教师的资质提出相应的标准，是完全合理的。在一些研究型大学，要求教师有研究生学历，有博士学位，这并不过分。因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没有受过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的人是难以胜任高要求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当然，在现实中，由于成才环境不佳、学术风气不良而导致学历、学位的“失准”，“学士不学，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使得资质性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失效，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正常环境下，资质性尺度应当是一道“门槛”。但光有这道“门槛”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资质性尺度只注意到普遍性，没有考虑到特殊性。事实上，人的发展成长并不一定都适合完全通过普通的、规范的渠道。而且越是顶尖的人才，越有可能走“旁门左道”，越是遁“曲径通幽”，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所以，大学教师的选聘还应有另一种尺度作为补充，这就是能力性尺度。能力性尺度是对受聘主体的实践性认识，其依据主要是同行的认定。相对资质性尺度的客观性而言，它更多地具有主观性。尽管同行认定也要根据受聘主体的经历、业绩、成果、影响等外显材料，但是判断更多地是考虑其潜在的可能和可发展性。相比而言，能力性尺度比资质性尺度更接近对大学教师的内涵要求，而判别则更难，没有一种“规范”的、非常“确定”的或者可以量化的标准，容易受到质疑。近来时闻有人批评大学热衷请官员、明星当教授，从某个角度看，就有判别标准问题。
　　资质性尺度也好， 能力性尺度也好，它们其实是互补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灵活运用。一般而言，对毕业生的选聘，往往首要的尺度是资质，而继之以能力。因为毕业生的学术和社会经历有限，可供判断的外显材料不足，能力性尺度的有效性会打折扣。而对有从业经历人员的选聘和高职位的选聘，能力性尺度应当是首要的，资质性尺度只能作为初始条件。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资质性尺度需要有足够的弹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年熊庆来聘华罗庚、蔡元培聘梁漱溟、胡适聘钱穆，就是不拘泥于一端，故有大才之用。若把资质性尺度作为限制的刚性条件，那只会是自筑藩篱，将杰出人才屏于大学之外。今日厦门大学聘任仅有专科学历的谢泳先生为人文学院教授，没有让“门槛”给“绊”住了，实乃明智旷达之举。
　　尺度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和机制，尺度就可能成为“绳索”，把人们给“捆”住。在现今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教授考博士”、“博士生导师读博士”已经不是奇闻，想必没有哪位是因为坚信“终身学习”的理念而去攻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给大学的教师聘任制度留下了太多的文化“不良资产”，使得今天的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仍然受到种种的束缚，以至于改革举步维艰。2003年北京大学“癸未改革”所引起的强烈“地震”，带给人们许多的思考。教师聘任的准入机制、淘汰机制和用人尺度紧密相联，谁来握这把尺子？于是有“教授会评议制”之设。可是人们又有质疑，谁能保证不是“武大郎开店”？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不管怎么说吧，社会毕竟在进步，改革虽然艰难，但毕竟有所前进。谢泳先生能够站在厦门大学的讲坛上，我们应当为之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