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9核潜艇 [Ｋ－５６号核潜艇海上蒙难记]

　　1973年6月13日。夜幕降临了。 　　皎洁的月色洒在平静的北太平洋海面上，不时泛起片片波光。前苏联海军К－56号核潜艇，像一支黑色的巨鲨游弋在被夜幕笼罩的海水中。9点钟左右，艇上的乘员陆续来到几个生活舱吃夜宵。水手们欢快地弹奏着吉它，哼唱着熟悉的俄罗斯民歌，悠闲地品尝着艇上厨师精心烤制的甜点。笑声、歌声、换气扇的嗡嗡声充满了艇上的每一个角落。对于К－56号核潜艇的乘员们来说，几个航行日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了。题图为出航路上的К－56号核潜艇。
　　然而，谁都不会想到，一场可怕的灾难正悄悄向他们逼近。
　　白天，К－56号核潜艇上的水兵们进行了实弹射击考核。在位于日本海海域的一个靶场，核潜艇静静地浮出水面，开足马力冲向目标。这时导弹发射盖开启，几缕烟柱从艇首升起，导弹像一匹匹脱缰的野马飞向浮靶。几分钟后，一同参加训练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导弹巡洋舰和“倔强”号导弹驱逐舰发回了射击结果：所有导弹全部命中了目标。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
　　现在，他们终于开始返航了。每个人都在想：“又可以回家了!”
　　
　　麻痹大意厄运降临
　　
　　返航前，另外一艘潜艇К－23号上的几名军官和潜艇生产单位的专家们，被安排到了К－56号核潜艇上。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位于潜艇中部的第二生活舱。这样一来，就使舱内的人数由额定的7人增加到了36人，他们分别睡在了座椅上、救护床上、沙发上以及所有可以睡人的地方。第二生活舱就象一节严重超载的列车车厢。
　　子夜时分，К－56号核潜艇进入全部航程中最为狭窄的航道。艇上的两名值守军官切得尔博科和哈明柯，由于一直在军官休息室玩儿捉迷藏游戏，对这一情况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午夜1时3分，К－56号核潜艇来到了彼得大帝湾的转弯处。
　　突然，艇身轻微震动了一下，尔后发动机发出一阵轰鸣，螺旋桨全速反转了起来。切得尔博科和哈明柯发觉异常后，飞快地跑到了中央控制台。从那儿，两个人上了艇桥。但为时已晚。
　　1时6分，К－56号导弹核潜艇受到了致命的撞击。随之而来的是卷曲时发出的吱吱声，海水倒灌入船舱时的哗哗声和舱内高压空气泄漏时发出的刺耳尖叫声。很快，所有照明灯都熄灭了。黑暗中不断传来有人被卷入舱壁断层中后发出的痛苦嚎叫声。在一片混乱中，没有人理会尚处于镇定状态的通信长亚库斯大尉发出的指挥命令。
　　很快，大量海水涌入舱内的电池箱，并迅速和电池箱内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释放出难闻的氯气。这种少量便足以令人致死的气体，不但在几分钟内充满了第二生活舱，而且不断从未封闭的舱口向其它舱蔓延。当时，第二生活舱装备的防毒面具一共有7个。这一标准是根据战斗中，该舱额定人数来确定的。笨重而复杂的呼吸装置只有靠医生才能开启，而此时的医生却因吸入了过量的氯气而失去了知觉。 　　千方百计展开抢救
　　
　　当时，正在К－56号核潜艇上的太平洋舰队核潜艇大队长苏契科夫上校发现情况异常后，飞快地从卧舱来到第二生活舱的中心走廊。虽然到处是一片慌乱，但职业的本能告诉他，必须向全艇发出警报。苏契科夫拉响了战斗警报，并急切地在通信台发出命令：全艇人员立即进行潜艇自救!事后，中央控制台的值班日志证实，这也是苏契科夫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了。
　　警报发出一分钟后，К－56号核潜艇已经变成了一只沸腾的大锅。
　　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К－56号核潜艇与一艘名为“比尔科院士”号的前苏联科学考察船相撞。
　　在这次航行中，К－56号核潜艇一直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巡洋舰的引领下，沿近海航线行驶的。早在相撞发生前两小时，“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巡洋舰就发现了迎面驶来的“比尔科院士”号科学考察船。当时，科考船的速度为9节，距“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巡洋舰的距离约为75公里。这种最为普遍的海上航行情况，显然不能引起人们的任何担心。此时，在К－56号核潜艇正前方约6公里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巡洋舰上，水兵们正守在航海雷达前，而К－56号核潜艇上的值守军官却没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К－56号核潜艇装有“信天翁”式无线电雷达。然而可惜的是，在经过一天的超负荷工作后，机器需要进行技术检修，无线电雷达被转入所谓的“热准备”状态。也就是说，整个设备一旦需要，还是可以立即进入战斗状态的。当领航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巡洋舰向К－56号核潜艇发出警告，并要求其作规避动作时，它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负责无线电雷达的值班军官在此之前，却把大副一人留在舰桥上，自己回卧室休息去了。而这位粗心的大副又恰恰忘记了开启这部事后被认为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无线电雷达。恰逢此时，潜艇又进入了浓雾区。
　　直至事故发生前5分钟，К－56号核潜艇才打开这部无线电雷达。当雷达刚一开机，屏幕上便出现了4个目标，而此时再对目标的性质、航向、航速进行判断，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尽管撞击前两分钟，“比尔科院士”号科考船还曾向“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巡洋舰发出过红绿交替的航行灯信号。
　　“全速倒航!左满舵!”猛然醒悟的大副对着麦克风狂喊着，然而这一切都太晚了。
　　在后退过程中，К－56号核潜艇的艏柱暴露在“比尔科院士”号科考船面前。这就使科考船几乎是成直角撞到了横在面前的潜艇上，将潜艇第一和第二生活舱的结合部撞开了一个约4平方米的大洞。海水很快地注满两个舱，并涌入潜艇前部的鱼雷发射器。
　　按作战条例规定：潜艇前部的第一生活舱配备7副防毒面具。潜艇被撞时，第一生活舱却有22人，这其中包括一名舱室指挥长库奇拉维中尉。这就是说，有15人将注定要因窒息而死。
　　正是在13日这一天，库奇拉维中尉通过长波电台，得知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危急时刻，鱼雷水手长、准尉谢尔盖・卡萨诺夫把自己的防毒面具让给了库奇拉维中尉。
　　“中尉，快戴上防毒面具，你还没见过你的孩子呢!”
　　忠于职守的库奇拉维中尉没有接受那副可以挽救生命的防毒面具。因为他认为戴上防毒面具会妨碍他进行指挥。此时，另外六个幸运的水兵已经穿戴完毕。他们是最有希望活下来的人。
　　“快别争了，中尉同志，否则大家就都完了。”卡萨诺夫焦急地催促。
　　库奇拉维中尉是第一生活舱中年纪最大的人。他当时已经25岁，而舱里的水兵们大多才十八九岁。没有谁愿意死，所以每个人都极为认真地执行着中尉下达的每一条命令，甚至中尉的话一出口，水兵们就已经动手操作了。
　　库奇拉维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堵住不断向舱内进水和泄漏氯气的舱壁裂口。但人们却无法靠近裂口处，因为那里已被笨重的电池箱所包围。冰冷的海水不停地向舱里猛灌。情急之下，水兵们拆下底舱的抽水机排水。可没过几分钟，抽水机便被积水淹没。为防止发生电线短路，人们又不得不关闭了这个水泵。
　　这时，潜艇上的“粟树”通信系统尚能正常工作。库奇拉维从耳机里听到第二舱机械师普塞尼奇向中央指挥台的报告：“海水已经过了阁楼，我们周围漆黑一片，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再见了，再见了……”
　　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从被撞坏的排水阀涌入的海水，正在超过从裂缝漏入的海水。海水已经淹没了第二舱的绝大部分，并开始沿着舱内的甲板继续上涨。当前，最重要的是立即关闭排水阀，这需要穿过两个已被淹没的垂直舱口，摸黑找到控制阀门的螺栓并转动它。水兵们依次潜入舱底，但每个人只能将巨大的螺栓转动半圈便再也憋不住气了。他们必须留出一定的时间从冰冷的海水中返回上面换气。摩尔多瓦籍水兵斯杰潘・卡扎内是潜水时间最长的一个，正是他将阀门彻底关闭。这时的海水已经没过了人们的胸部，到达卧舱中上铺的高度。人们头上只有大约半米高、并且混有氯气的空气可供呼吸了。
　　库奇拉维中尉痛苦地回忆道：
　　“当时我的头脑中还有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在我们头上还有一个紧急救生舱口。我们决定呼尽氧气后撞开这个紧急救生舱口盖，然后就可以浮到海面。在我看来，当时潜艇下潜深度很小，我们可以顺利地爬出潜艇，浮上海面，然后等待巡洋舰的救助。而实际上，由于前部的两个舱都已大量进水，潜艇头部发生了下倾，救生舱口处的深度比我所估计的要深了许多，加上潜艇还有一定的速度，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去，生还的可能性很小。这一点倒是我事先没有考虑到的。”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来得及进行这一危险的尝试。当库拉维奇来到这个救生舱口时，附近的通道里已挤满了水兵们。就在这时，舱内的通信系统传来中央指挥台的命令：“注意!准备承受撞击，潜艇将搁浅。”
　　在随后的十几秒时间里，潜艇并没有产生剧烈的震动，而是很平稳地停在了海里的沙洲上。
　　事后证明，正是这个措施挽救了大多数人的性命。潜艇搁浅后不久，“弗拉迪沃斯托克”号巡洋舰便全速赶到了。到黎明时分，救援人员已在巡洋舰和潜艇之间架起了一座浮桥。在К－56号核潜艇上的人员全部转移后，潜艇被拖往附近的一个船坞。
　　然而，事情远未结束。苏尔年科上校在事隔几十年后说：
　　“离开潜艇时我们发现，由于撞击而从凹槽中脱落的高压氧气罐，将装有核导弹的武器舱撞开了一个大口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担保核装药是否发生了泄漏。很快，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员玛斯洛夫海军中将赶到了现场。他没有责怪任何人，而是从水兵手里拿过金属切割枪，亲手割开了导弹存放箱厚厚的钢板。当看到亮闪闪的核弹头完好无损时，人们才不约而同地摘下帽子，拭去了满头的汗水。” 　　后果惨重英烈千古
　　
　　事实上，对于每一艘在浅水航行的潜艇来说，都面临着与水面舰船相撞的可能性。在通常状况下，一旦发生相撞，后果对于潜艇来说大多是致命的。
　　К－56号核潜艇与“比尔科院士”号科考船相撞后，造成27人死亡，其中有16名军官、5名准尉、5名水兵和1名来自列宁格勒的船舶专家。
　　很快，一份有关事故原因的秘密通报，下发到了前苏联海军的各级部队。但这次事故的惨痛教训，却没有能够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8年后，编号为13的一艘冷藏船和С－178号潜艇在日本海相撞，造成60多人死亡。
　　在“6�13”事故中，К－56号核潜艇被认定为事故的主要责任方。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艇上英雄们的敬仰。众所周知，在历次海难中，人们的表现千奇百怪。К－56号核潜艇搁浅后，进入第二生活舱搜索生存人员的潜水员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场面：
　　中校普塞尼奇被从给进齿筒的拉杆上抱了下来。另一名军官苏契科夫上校的身体，被从舱门涌入的海水冲到了沙丘上的礁石缝里。两个人的面部由于大量充血，而变得浮肿起来。原来，在艇上通讯系统下达了救生命令后，苏契科夫和普塞尼奇两人立即关闭了通往第二舱的出口。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有9人从这个出口进入了安全的第三舱，包括潜艇的政治副艇长。按照舰艇救生条例的规定，他此时本应在事发的第二舱指挥抢险，而他应做的一切全部由苏契科夫和普塞尼奇承担了下来。两个人都明白，如果不立即制止这种盲目的逃生行为，第三舱也将被海水所淹没。而如果有三个舱被海水注满，那么艇上所有的人都将丧生海底。
　　事故发生后，大约有50人涌到了暂时没有积水的潜艇顶部。他们当中没有谁考虑过核弹头和导弹的安全，而且不断有人涌入这个被认为安全的地方。求生的欲望往往可以使人的力量成倍增加。这些年轻体壮的水兵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一个想法：活下去。此时的普塞尼奇用尽全身力气压下了舱门笨重的门栓。苏契科夫则挡住了不断冲向这里的水兵。双方的争执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从电池箱泄漏出的氯气迅速蔓延了上来。事故发生后，解剖专家们发现，在27个死亡者中，没有一个人的肺部充水。所有第二舱的人都在海水充满第三层的舱体之前就已死去了。不过，无论是海水、氯气还是死亡本身，都没有能够阻止艇上的绝大多数军官履行自己的职责。大尉工程师普塞尼奇是在同水兵们的冲突过程中牺牲的。直到死，他僵硬的双手仍紧紧握着通往第三舱舱门的门栓。还有在艇上临时检查工作的太平洋舰队导弹管理局的罗济诺夫大尉，也是在关闭了通往第一舱的舱门后中毒而死的。
　　事后，人们为遇难者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多年以后，人们也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这起事故了。作为副大队长的苏契科夫上校，在成功地完成训练任务返回基地的路上稍作休息，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事。并且在事故发生后，他没有躲进安全的舱室，而是赶到事发地点进行指挥。从水中不断冒出的有毒气体将这位四十四岁的军官变成了一具极度扭曲的尸体。直到被埋葬，他的头发仍呈红褐色，这是过量氯气长时间腐蚀的结果。不过他的死是有价值的，他用自己的生命保证艇上的大多数人活了下来。
　　如今，他的两个儿子弗拉吉米尔和谢尔盖已长大成人。兄弟俩都义无反顾地进入了潜艇部队服役。现在，他们都是俄罗斯导弹核潜艇上的作战指挥军官。已是海军少将的弗拉吉米尔・苏契科夫甚至指挥着一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台风”级潜艇部队。兄弟俩无数次共同驾驶着巨舰驰骋在海上。这时的幸运之神总是对他们格外关照，从未让他们有过任何的不测。或许，这也正是由于老苏契科夫自己一人承担了全部厄运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