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勋章:陈晓楠 迟到的勋章

　　1943年4月某日,下午3点左右,数十架敞开式座舱单引擎飞机出现在休斯顿“复仇者”基地附近天空。 　　当地居民们充满了好奇,周围来观看的汽车排出了几公里长队,因为这些飞行员是女性,她们带给公众的冲击不仅是视觉上的,更有文化上的。
　　这些飞机属于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WASP),初来乍到的女飞行员们让当地人大开眼界:她们穿着不合身的连衣装,却在不经意间展露出独立、自信和自立――洗澡时毫无羞涩地追逐打闹;骂人用词泼辣,让人不敢有亵渎的念头;周末会成群结队到酒吧,给小费时“手往裤兜一插,摸到多少就是多少”。
　　也许这一切都继承了WASP创立者杰奎琳・科克兰的风采。
　　
　　志愿组队
　　
　　科克兰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成了孤儿,被一对贫困夫妇收养,只上了两年学,就不得不做童工补贴家用。但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金融专家弗洛伊德・奥莱姆。
　　奥莱姆思想开放而创新,他给科克兰买了一架飞机,鼓励她去纽约长岛的空军基地学习飞行。两周半后,她获得了正式的飞行员执照,那是1932年。
　　1938年,科克兰在美国著名的年度跨州长途飞行竞赛上,以8小时10分钟飞行3270公里的成绩,击败了9名男飞行员,扬名美国航空界。
　　1939年二战爆发,科克兰给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信:“男人在前方杀敌报国,女人们也可以在后方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譬如驾驶救护飞机或者通讯飞机、运输机,这样能够让男人们有精力去执行更加重要的使命。”
　　但是五角大楼回复:“完全不切实际……女人在战时驾驶飞机会过于紧张。”科克兰对这个理由嗤之以鼻。1941年夏,她带着总统的“批示”来到五角大楼(这个批示是总统夫人多方周旋才从罗斯福那里弄到的)。但五星上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依然拒绝了她的提议:“军队有足够的男飞行员。”
　　然而,随着战争规模空前扩大,男飞行员渐渐减少,阿诺德渐渐改变了立场。
　　得到支持后,科克兰开始在全国招募女飞行员,要求申请者的身高不能低于1.59米,年龄不低于18岁半,飞行时间不少于200小时。1942年9月,科克兰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饭店举行了一场鸡尾酒会,邀请“国际女飞行员99组织”成员出席。这个组织是1929年由99名美国女飞行员组建的,意在为女飞行员搭建一个交流技术、联络感情的平台。两三次联谊酒会后,大部分女飞行员都走出了家门。据统计,科克兰在全国吸引了2.5万名申请者,最后获得飞行资格的有1074人。
　　
　　转运飞机
　　
　　美国参战后,强大的航空工业产能全面启动,大量飞机被生产出来。但因男飞行员大多数在海外参战,如何将工厂生产出来的飞机开到军事基地去竟成了棘手的问题。女飞行员们接过了这个繁重的活儿――先是从“复仇者”基地毕业,然后被分配到美国各地,有些人去转运飞机,另一些则负责空运管理,或干脆成了空中医护人员,特别优秀的女飞行员还被安排去南卡罗来纳州的达维斯基地,从事拖曳靶机工作,也可参与射击训练。
　　WASP的飞行员没有参加过实战,但却创造了惊人的纪录:出现在美国境内120多个陆军航空队基地,驾驶过美国陆航所有机种,例如有“寡妇制造者”之称的B-26轰炸机、美国最大最新的轰炸机B-29“超级空中堡垒”、P-39、P-40、P-47、P-51等等。
　　科克兰曾告诉陆航司令阿诺德将军:“如果一个女性能够征服大家伙……你们男人也应该可以……不要抱怨很难操纵!”
　　
　　辛苦与辛酸
　　
　　1942年11月,女学员们被安排到休斯顿基地。这个地方缺乏教室和食堂,给她们训练用的飞机还在路上,没有统一制服……飞行队惟一统一发放的物资是束发网,因为军方担心飘逸的长发在飞行时会引发不测之祸。
　　1943年4月,一位美联社的记者报导了女子飞行大队的新闻,给大队起了个绰号一“口红大队”,记者形容女飞行员“身材苗条得像飞机的线条,皮肤晒成了标准的古铜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朋友和家人发现这些女孩都变得粗犷而不修边幅。
　　原因很简单:她们在军营里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早上6点被起床号叫醒,然后要学习莫尔斯电码、模拟通讯、飞行训练,根本没有时间梳妆打扮。训练期间都穿着肥大的陆军机械师工装裤,加上当地大风肆虐,女孩们的发型和妆容理所当然全变得乱七八糟。
　　她们认为这些辛苦不算什么,惟一让她们觉得沮丧的,是来自美国社会固有的性别歧视。
　　女飞行员伊莎贝尔・芬顿驾驶着“文图拉”中型轰炸机飞临达维斯基地6000英尺上空,追逐着一架靶机射击,仅用了20发子弹就击毁靶机。但当芬顿驾驶轰炸机离开基地的时候,一位男上校却咕哝出这样一句话:“见鬼!这个打得那么准的女人怎么不去死啊!”
　　美籍华裔飞行员李月英是WASP的第4期学员,接受了6个月的训练后,被分配到第三转运队,任务异常繁重,一周7天都要工作,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1944年11月23日,美国蒙大拿州“大瀑布”基地作为援助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太多的飞机涌入机场,控制塔台手忙脚乱。一个男飞行员驾驶的P-63无线电设备出了故障,无法得到塔台指示,决定自主降落,但他恰恰对准了李月英准备降落的跑道,李月英按照塔台指示正常操作,全然不知危险临近……
　　两天后,李月英伤重离世。当李家选择墓地时,却遭到有关方面毫不犹豫地限制:亚洲人无权被安葬在白人墓地!
　　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执行的是军事任务,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从1942年到1944年,38名女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殉职。她们无权按军人礼仪举行葬礼,不能享受仪仗护卫和官方提供的丧葬服务,棺木上甚至不能覆盖美国国旗,连葬礼费也要靠同学、同僚和朋友募捐。
　　
　　迟来的勋章
　　
　　1944年,二战大局已定,许多男性飞行员不想去战场。有议员建议让女飞行员当战斗机飞行员,提案却被拒绝。
　　1944年12月4日,WASP解散。在告别仪式上,阿诺德上将说:“在1941年的时候,我并不肯定这些年轻瘦弱的女子能够驾驶B-17。现在到了1944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女人能够和男人一样在蓝天翱翔。”虽然他不能代表官方给予荣誉和奖励,但这话多少能告慰这些女人。
　　WASP解散后,成员没有得到军方任何补助或荣誉,档案也被封存,她们对二战的贡献也很少有人知道。大多数人继续平淡生活,从来不谈论她们的经历。
　　直到1976年,美国空军宣布:空军学院有10名女飞行员即将毕业,是首批驾驶美国军用飞机的女飞行员。这激起了仍健在的WASP队员的愤怒,WASP的档案记录终于被启封。1977年11月,美国总统卡特签署法案,给予WASP“二战老兵”的待遇,这意味着她们去世后,有权在棺木上盖一面国旗。
　　2009年1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会决定授予WASP女飞行员们国会金质勋章。2010年3月10日,200名健在者赶到国会大厦,从议长手里接过了勋章。然而一位老兵感叹:“非常遗憾,很多人已经不在了,这枚奖章恐怕永远不能弥补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