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恩仇漩涡的中的《大公报》】 与大公报论国是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北洋时代，《大公报》衰落以至停刊，曾担任过《大公报》总编辑的胡政之和新闻界“名笔”张季鸾，找到商人吴鼎昌投资，将《大公报》连人带设备一起盘下。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张季鸾发表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声明言论独立，经济自存，不接受一切带政治性质的补助和投资。
　　只有《大公报》拿共产党当人
　　日军侵华之前，国民党军对红军发动围剿时，《大公报》就抵住各方压力，文章中一律称共军，绝不称共匪。张季鸾等人虽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们把共产党视为在野党，给予应有的尊重。十几年之后，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毛泽东坚持让《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还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1935 年秋天，红军长征途中无意间得到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建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决定结束长征，在陕北落脚建立根据地。这则消息，出自《大公报》特派记者、26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
　　1936年，范长江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决定留下参加革命，但毛泽东希望他回《大公报》。归来后，范长江把他的政治主张写在社评中，措辞激烈，编辑修改他的稿子，他年轻气盛，屡有冲突。范长江1938年离职。
　　中共方面对范长江的意气用事并不满意。抗战爆发后，一批地下党员“潜伏”进《大公报》，较著名的有杨刚，李纯青，徐盈、彭子冈夫妇等。周恩来惋惜地对他们说，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看来已经不能挽回了，希望你们继续安心在《大公报》工作，很好地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大公报》领导层对这些地下党员的身份心中有数，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然根据才能委以重任。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时年53岁。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接替总编辑之职。王芸生的才华不逊色于张，但性格比他的恩师激烈得多。他对国民党官员极为不屑，连《大公报》前辈吴鼎昌他都不肯与之来往，只因吴已做了官。
　　重庆谈判埋祸根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应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
　　9月1日一场鸡尾酒会上，经人介绍，毛泽东紧紧握住王芸生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
　　9月5日，毛泽东邀请王芸生、《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和采访主任王文彬长谈及吃饭。十几天后，《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内设宴回请毛、周、王等。席间，王芸生以比喻的形式向毛委婉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也半开玩笑地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大家一笑而过。这段对话为王芸生后半生的“反革命”罪名打下伏笔。
　　与国共双方翻脸
　　抗战胜利后，中共抢先武力“接收”东北，王芸生愤而写社评《质中共》和《可耻的长春之战》，谴责中共“进攻的战术，常使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地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新华日报》立即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回应：“……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
　　如果说张季鸾的温文尔雅让国共双方都想争取，那么王芸生的犀利孤傲则让双方都误会他是对面的人。国民党的腐败问题逐渐病入膏肓，王芸生的批评也愈发尖锐。蒋介石对陈布雷感慨：“张季鸾在世的时候，《大公报》还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还是比较友好的。王芸生当政之后，尤其是现在，是在恶毒地骂我们啊。”1948年，王芸生因激烈反对国民政府勒令《新民报》停刊，激怒蒋介石，《中央日报》在陈布雷授意下骂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王芸生与陈布雷就此翻脸。
　　改组“反动报纸”
　　1947年，胡政之去香港复刊《大公报》。王芸生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苦思何去何从。恰在此时，女记者兼地下党员杨刚奉组织之命，来上海动员《大公报》投靠共产党。杨刚向王芸生保证，沪津渝港四地报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终于下定决心，北上平津，拼老命把《大公报》的基业保下来。
　　此时已没有回头路。1949年2月27日夜，王芸生与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等人，在乔冠华、潘汉年等人的周密安排下，登上著名的“民主之舟”——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海轮，从香港启程赴北平。在港期间，王芸生接到噩耗：解放军攻下天津，中共中央给天津市委的电报中说道：“《大公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名，不能出版。”天津《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杨刚为党组书记，创刊号发表同仁宣言，将《大公报》批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报纸”。
　　王芸生说，如果当年他及时看到了这份宣言，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北上。仅改名一事，已使他万念俱灰。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不易名，不改组，王芸生仍任总编辑。
　　大公报，你的阴影快散吧
　　《大公报》在大陆只余上海一块阵地。王芸生认为一份全国性的大报不设在北京恐怕不行，郑重写了一封长信托陆定一转交给毛泽东。一周后，毛泽东召他进中南海，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报名仍叫《大公报》，负责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毛泽东拉着王芸生的手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报社虽北归，但社会环境已剧烈变化，全新的《大公报》作为一张社会主义财经宣传报纸，没有可能恢复往日风光。当年粪土万户侯的王芸生，脾气也不得不改变。1953年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溟发生争执，毛在斥责梁的过程中，突然说，“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列席会议的王芸生立即站起来：“这话是我说的。”然后就再没敢坐下。
　　1966 年秋天，《大公报》停刊，王芸生下放劳改。十几年后，“文革”中停刊的报刊纷纷复刊，王芸生说：“《大公报》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文人论政已是明日黄花，已经没有必要恢复。”
　　1962年，王芸生和胡政之继任者曹谷冰合著长文：《1926-1949的旧大公报》，将《大公报》和张季鸾批得体无完肤。王芸生至死不能原谅自己。张季莺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1980年，王芸生走到人生终点，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他手里拿着一张白纸，不住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他还忿忿地喊道：“大公报，你的阴影快散吧！”
　　（摘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