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故事】涉外

　　从停机坪到浦东机场出口，为了找地铁站，我拖着拉杆箱落在后头了。空荡荡的大厅，在高温酷暑中制造了一片阴凉。巨幅画像前，站着高鼻子白皮肤黄头发五个人，看来是一家子，其中最大的男孩大约有十多岁，个头快追上母亲了。他们站在那幅画前，母亲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长波浪卷发垂到肩上，端着相机在四处张望，见我过来，就比划着。我过去接过相机，他们很迅速地站好了，父母在中间，男孩站在父亲一侧，母亲搂着两个小的，都笑得轻松恬然。“One more?”我担心拍得不好，问要不要再来一张。父亲走过来，看了看，觉得可以，说OK！他们所有人，包括三个孩子在内，又微笑地用中文对我说了“谢谢”，然后各自背上自己的背包走了。那最小的孩子身上的背包，小巧得实在可爱。
　　我一路走一路回味刚才一幕，觉得他们的那一声“谢谢”，应该是事先学过的。那一声带着特殊口音的谢谢，使我想起了伊丽莎白，三十多年前和我同住一屋的英国留学生。当年的她，和这位母亲长得很像，她说“谢谢”的时候就是这样，上下牙似乎要碰到，舌尖总放不妥帖。而她很喜欢说“谢谢”。
　　我被安排和伊丽莎白同住一个宿舍的岁月，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还没结束。给每个留学生安排一个中国同学同住，可能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中文。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单独和留学生外出等等。禁忌归禁忌，毕竟俩人同住一屋，时间久了，彼此熟悉起来。有时星期天回家，我会带些家里做的小菜、点心回来，她总是边吃边不停地说“谢谢”。 西方礼仪中的诸多“谢谢”，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习惯的。
　　有一次我的一个曾经一起插队的同学，将她母亲做好的十分地道的宁波汤圆装在塑料袋里，让我带回学校。我兴致勃勃告诉伊丽莎白，别看这汤圆小，里面的馅是用磨得很细很细的黑芝麻，拌上猪油和白糖，搓成一个个丸子，再在外面滚上一层薄薄的糯米粉做成的，所以那不是一个死面疙瘩，你吃了就知道了。那时学生宿舍4号楼的一半给留学生住，那里的设施比一般学生宿舍好得多，有一间简单的公用厨房，有煤气灶。我们兴冲冲往那里去，在走廊上碰到另外一位北欧的留学生，我就顺口邀她一起来。等到锅里水开，把那些雪白的宁波汤圆放进去，我刚想说明那是必须再添两次冷水，等汤圆浮起来了才能算是煮熟了，不料那个留学生已迫不及待伸进勺子，把沉在锅底的汤圆舀了起来，我忙说不行不行，还没煮熟呢。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她已经咬开了一个，滚烫的没煮熟的糯米粉还粘在牙上呢，她很淑女地慢慢评论：不错，不错。而伊丽莎白，不知是因为觉得难堪还是其他，还没有吃，就不停地在边上喃喃：谢谢，谢谢。回到房间，我好不容易把一腔大笑憋回去。我知道，尽管洋相不是伊丽莎白出的，但她不会觉得好笑。
　　伊丽莎白在英国通过考试得到这个到中国留学的名额，想日后以此一技之长谋生。她生活简单，从不随便乱花钱，也善解人意。那时，很多留学生对中国不了解也有成见，有一次，两个男女留学生在走廊里，看到我们几个中国同学过来，就搂在一起接吻，一面偷偷用眼瞟我们，观察我们的反应。伊丽莎白知道我们不习惯这些，过后对我说，你们不要看就可以了。我们要去奉贤乡下学农，临行她去送，说，我可以去看你吗？周恩来总理去世，学生宿舍响起哭声，楼道里的墙上贴着悼念诗文，挂着白花。伊丽莎白把一个镶在镜框里的周总理肖像放在宿舍里的桌子上，对我说，他很漂亮，我很喜欢他。她说这些的时候，大大的眸子里总是满含着真诚。
　　伊丽莎白结束学业要回国了，我也快毕业了。看她整理行装，举起一件肥大得足以装下两个她的白色体恤，说这是给她男朋友买的，但是他已经几个月不给她写信了，所以她要先绕道去男朋友那儿，杀了他，然后再回家。我们一起笑。那时，我觉得以后是再也见不到的了。
　　我毕业后留校，还住在4号楼。有一天，我在宿舍，有人来找，令我十分意外的是，跟在后面的竟然是伊丽莎白！她告诉我因为陪一个代表团，所以有机会来上海，还说这是学中文的好处，因为她喜欢上海，喜欢外滩。她的中文比以往好些，我们说了各自的生活，她说已经和男朋友和好了。她送给我一个玫红色的圆圆的铁皮糖果盒，上面印着伦敦桥和大本钟。还有一个小小的浅绿色心型塑料盒，里面是同样颜色的一块栀子花香皂。这些东西，在当时我们的生活里很稀罕的，后来那糖果盒送了一个到我这儿来玩时一直盯着它的孩子。那个肥皂盒，是一个比我低一届的学妹毕业时拿走的。我和伊丽莎白，以后就再没有联系，偶尔想起，也会想象年过花甲的她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