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堡与抗战时期的中国蚕桑研究所:中国蚕桑研究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华东，随着该地区部分大学和蚕业学校的内迁，国内不少从事蚕桑研究的科研人员也纷纷来到贵州遵义，我国生物、动物学家，动物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蔡堡（1897－1986，字作屏，余杭高桥头人）就是其中一员。到了遵义，蔡堡和一些科技人员分析了遵义的地理、气候和中国蚕桑发展的需要，决定筹办中国蚕桑研究所。经多方呼吁，他的设想得到了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和海外爱国华侨的帮助。1939年秋，中国蚕桑研究所在贵州省宣布成立，所址设在遵义山城南郊来熏门外“百艺厂”旧址（现遵义第三中学前操场一片），研究所所长由原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主任蔡堡教授担任。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采纳了蔡堡的建议，亦将浙江大学迁至遵义，至此，浙江大学和中国蚕桑研究所成了当时遵城的最高文化学术单位。
　　中国蚕桑研究所主要研究桑蚕，同时也研究柞蚕。所内工作分育蚕及栽桑两大块，另设组织胚胎研究室、细胞遗传研究室、分析化学实验室、细菌实验室、生理实验室等，当时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依靠一批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育界的科研人员，迁入内地从事蚕桑研究的专业人员以及当时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及农学院毕业生。除蔡堡是研究员兼所长外，以下还有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技术员等20余人，还有工人10余人。
　　出于科研工作需要，研究所成立后所领导就设法安排资金派专人到上海及各地购置了大量必需的仪器设备、化学试剂及图书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外文版专业研究书籍）。据曾在研究所工作过的高守仁撰写的材料回忆，当时的化验室和细菌室已拥有显微镜20台，其中高倍镜占半数以上，另还配有微米尺、切片机、分析天平、自动消毒器、自动调温箱、计数器、伸度测量仪、气象测量仪等，这些仪器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科学落后的旧中国，特别是交通闭塞的黔北，拥有这样的先进仪器，确属稀罕。
　　创建之初的研究所十分重视对桑蚕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与利用工作，当时从全国各地包括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收集到的家蚕品种资源已达50余种，并进行了大量的杂交育种试验。有些家蚕品种经过多次配种饲养，遗传控制，已基本上达到了高产优质的生产要求。如“华临白”号，不仅出蛾率高，抗病性强，生活周期短，结茧率高，而且茧层厚，茧丝长，丝质好，很受蚕农及缫丝厂欢迎。此外还进行了家蚕遗传学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家蚕组织胚胎、细胞、生理、生化、病害等方面研究。在栽桑方面，收集了当时可能收集到的桑树品种数十个，在研究所附近还建立了20余亩的桑品种标本园和实验桑园。
　　研究所还十分重视研究数据的记载和统计工作，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研究各种蚕卵卵形的特征，一个雌蛾的产卵一般有500－800粒，统计五个雌蛾蚕卵就要测量3000多粒，在显微镜上安装上微米尺，一颗小小的蚕卵，可以量出60－80微米单位。各种桑树梢头的第2－3叶，除了每天量出它生长的长、宽，还要量出它的厚度，计算它的日产量。各种抽丝，要测量它的伸度，观察它的横断面。蚕室内外的温湿度，每天24小时都有专人记载，室外的气压、雨量、风云、霜雪也有详细记载，当时已能够粗略预报2－3天的气象，尽量避免雨天采叶，不喂湿叶等等。
　　为培养人才，提高遵义地区参与辅助工作的练习生养蚕管理水平，1940－1944年，研究所每年开办两个班，设置语文、英语、数学、生物、化学、遗传、栽桑七门课程，所长蔡堡亲自担当遗传学课程的教学任务，经过四年的学习和实习，这批练习生逐步成为研究所新生力量，有的还成为业务骨干。
　　虽然当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差，但在抗战精神激励下，从事栽桑、养蚕、实验、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情绪极高。研究所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职工的工作、学习、科研蔚然成风。建所第三年，即1941年，研究所开始编辑出版中国蚕桑研究所《汇报》，将本所当年的研究成果收录其中，第一卷第一期，收录研究论文、工作报告、研究简报共20篇；1942年刊印了第一卷第二期，收录研究论文10篇；1943年刊印了第一卷第三期，收录研究论文9篇。《汇报》在当时的遵义可以说是唯一的一种科研杂志，反映良好，曾引起过多方重视。
　　研究所创办的第四年，即1942年，英国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以中英庚款董事会英方代表身份来遵义中国蚕桑研究所视察时赞扬说：“在艰苦的抗日环境中，竟能在山城遵义办起一座像样的又节约的研究机构是难得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很多机关纷纷迁返江浙，因中英庚款逐渐短缺，1946年中国蚕桑研究所迁到杭州。在杭州庆春门外华家池借浙江大学土地建立新址，继续开展工作。1949年该所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改为省农林厅蚕桑试验场。1954年该场并入江苏镇江华东蚕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前身）。
　　（责任编辑：张英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