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还是忧伤_如诗的忧伤与欢乐

　　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文体意识的作家之一，她曾经明确地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正是基于这种对小说体式的理解，萧红的创作成为中国文学里的一朵奇葩。
　　萧红是一位“早醒而忧郁的”作家，痛苦的生命经验、令人心痛的爱情经历都曾带给她无尽的伤痛，浅水湾所埋下的是她疼痛的心和不甘的灵魂。同时，不幸的人生经历也使她较其他人更为敏锐地意识到人生的苦难，并且成为她洞视下层民众悲剧命运的起点。因此，萧红美丽而灵动的文字中充满着爱的失落与无奈，乃至苦难无尽的人生。
　　《家族以外的人》写于1936年9月，当年她的感情生活正濒于危机，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肉体上病魔的折磨，使她告别鲁迅，开始扶桑之旅。然而，在日本的生活并未使她的心境得以好转，尤其是在东京得知鲁迅先生病逝的噩耗后，更是陷入极度的孤寂之中。童年生活一直是萧红创作的源泉之一，《家族以外的人》就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了“我”——一个名叫“花子”的七岁小女孩在与有二伯的相处中的个人体验和深切感受。
　　小说有着明显的自传性因素，表现了底层劳苦大众蚂蚁般的悲惨命运，作品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个人独特的体验与恰当的艺术表现手法完美结合。作者独特的童年和多年的乡居生活，使她从小就感受到劳动人民的善良和精神美质，也帮助她贴近劳苦大众，亲近生活。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将主人公的自我体验与她所看到的人和事、人物与环境都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文本对往事的回忆具有了多义性。它既是对“我”童年生活的书写，也是时代及人性的刻画。一方面，小说通过“我”的亲身体验来重回故园，以童年的叙述视角讲述孩子们的故事。同时，“我”又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有二伯的际遇和凄苦。另一方面，文章既有着对往昔童年生活回忆的温情与感伤，又有对有二伯遭受欺弄，以及寄食者生涯的深切悲悯。因此，《家族以外的人》作为多义性的文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本文的关注点则在于作者的叙述方式：作者以独特的诗化表述，呈现了主人公记忆中美好的场景和感受，将幼年的“我”对有二伯悲惨遭遇形象地体现，在美好与悲凉的对比中，写尽生命内质里的寂寞苍凉。
　　在《家族以外的人》中，作者是通过儿童的视角以感觉的敏锐与意象的流动来呈现孩子的心灵世界。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或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和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在文学上，意象是诗歌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通过将诗人的内心体验与某一具体的客观物象相对应的方式来暗示或隐喻诗人的思想与情感。而在其它类型的文体中运用意象则可以造成叙述的诗化，使叙述具有暗示性和象征性。因此，全文具有一种纯美如诗的格调。由于“我”是故事的讲述者，文章也就带有了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叙述中不时出现的抒情，实际上就凸显了“我”的感知与体验。这样，文章就把我们带到了主人公的视野之中。
　　萧红以“我”的视角对有二伯的辛酸苦辣和悲剧人生遭遇的边界性探索，标识出自己的独特写作特色，儿童眼中的悲惨人生更对比出无奈的心酸，使诗意的中心伫立起生命的苍凉。
　　抒情、意象这些诗化手法非常贴切地将“我”感伤而又困惑的内心世界展现了出来，从中可以感悟到叙述者难以言明的复杂心绪和对于有二伯的痛苦遭遇的同情，而全文对“我”的心灵世界的表现也借此获得了广度与深度。
　　萧红曾说：“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正是因为朝着这个温暖的方向久久地憧憬和追求，所以，当“我”看着四周“纯白而闪光的房顶”时就更加贴近了生活和大地，呼吸到劳苦大众的刚健质朴的精神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作为幽微灵秀的女儿，其作品的清新、童真、本色，完全是属于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