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度空间:空间转移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市南汇县人(今南汇区)。傅雷是中国近代史上自林纾后又一位里程碑式的翻译家。在近代文学翻译界，傅雷先生以卷帙浩繁、技艺精湛的译品而享誉中外。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一生翻译作品34部，译文字数在五百万以上，对中国后来的翻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所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傅雷是一个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人。虽然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的缘故，译文不可能达到与原文完全等同的效果，但傅雷的译品却几乎完美到无可挑剔的地步。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罗新璋校订傅雷翻译的《幻灭》，全书50万字，罗只发现有一句不够理想。文如其人。生活中的傅雷始终奉行着追求“完美主义”的信条。他对真、善、美的极端渴求与他身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式的孤傲和其后来的自杀不无关系。“**”中，傅雷与他的妻子受到迫害，一同自尽于1966年9月3日。
　　童年生活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是中国的古老格言。傅雷的那种极端认真负责、对真与美的追求、教子的严格方式及对人对事近平苛刻的标准都能从他的童年找到源头。傅雷的童年非常不幸。他4岁时父亲傅鹏被人诬告入狱，在狱中饱受欺凌，不久便离开人世。母亲在父亲被囚禁时，为营救丈夫四处奔走，无暇照料孩子们，傅雷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病相继死去，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极大的悲哀几乎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一个人既当严父，又当慈母，对傅雷要求十分严格，从不让他出去玩。这一时期他所学的都是中国古典文化，其中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文人死谏的精神都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没有兄弟姐妹的傅雷，自小就比较孤单，加上母亲所给予他的单方面的强迫性教育，造成了他不近人情的性格。他的好友楼适夷这样评价他：“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
　　求学治学
　　如果说一个人童年时期因其心智尚处于蒙昧阶段，还无法使性格完全成形，那经过青春的淬炼之后，一个人的性格就完全定型了。13岁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的傅雷因为反对迷信、反对宗教而被学校开除：同年，他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后又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傅雷与同学姚之训等人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了他的安全，强行把他拉回乡下。正是在这种求学不得、歧路彷徨的情况下，1927年底，傅雷乘坐法国邮轮“昂达雷·力蓬”号，离开上海，前往巴黎，时年不满20岁。在巴黎，他一边认真听课，一边游历访学。当时巴黎有许多胸怀大志的中国游子，如梁宗岱、朱光潜等。傅雷与他们时相过往，切磋学理，颇有所得，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到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留法期间他结识了画家刘海粟，并在回国后在其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当时的上海“美专”人才济济，既有黄宾虹、张善孖、张大千、贺天健、潘玉良、庞薰琹等这样的文化名人，还有蒋兆和、俞剑华、娄师白、马孟容、谢公展这样才华横溢的后生。按说这样的地方正适合热爱文学、热爱艺术的傅雷，况且刘海粟待他极好，但孤傲刚直的他却看不惯刘海粟的办学风格，于1933年辞去了“美专”职务，开始了漫长的书斋生活。
　　书斋译界
　　傅雷一生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他在抗战中的生活。“傅雷在抗战期间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段时间，他只在自己家中闭门译书，偶尔与几位友人如钱钟书夫妇等在家中聊天，大谈国事。“抗战胜利后，外患方去，内忧未己，民众倒悬未解，亦有陷于水深火热之苦，先生愤于蒋政府之**，接收时之黑暗，或发文章，或写社评，并附署呼吁信，为推进民主政治而积极奔走。”如果说这些都可理解为他对社会黑暗感到强烈的憎恶，那么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屡次动员他外出工作，他有几次也真的出来了，甚至参加了很多的社会活动，可没过多久就又回到自己的书斋中去。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而且他在家书中也多次表示，自己确也是真心地认为解放后社会好多了。也许正如杨绛所说：“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准确一点讲，傅雷的翻译生涯是从留学期间开始的。初时为了提高自己的法语水平，他尝试翻译了一些法国文学名著。一年后，他就译出了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嘉尔曼》。在与罗曼·罗兰接触后不久，傅雷便开始了他漫漫36年的翻译之路。译品多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期间被抄)：罗曼·罗兰的有4种：《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的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的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
　　这些成就与傅雷对翻译的认真，甚至执拗是分不开的。他虽然不能创作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不能写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能雕刻出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更不能奏出贝多芬的《月光》，但他用他的文字将这些美传播、评论。虽然他本人没有写出任何作品，但从他的译品中也可窥见他的灵魂。如果不是傅雷极其认真的特质，他的作品数量应该更上一层楼。在译界，傅雷的译作聚合在一起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认为“理想的译文应为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还强调“翻译之前要将原作化为我有”，即，必须深谙原作蕴意。他还特别提出了“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作为译文的美学要求，不拘泥于文字的形式对应，主张“采用西洋长句，创造中国语言，加多语法变化”，“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陈伟丰甚至说傅雷的有些译作胜于原作。这种评价虽然稍嫌过高，但管中窥豹，可见傅雷的翻译水平。傅雷的这些成就是跟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傅雷自己说：“文字总难～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贝姨》译出后，他发现其中有一处小毛病，即将“蓝衣”误译成“绿衣”。他大惊失色，如热锅上的蚂蚁。然译文已交出，无法更改，他只得在《高老头》的二次重译本中加以说明，并进行道歉。
　　文人气节
　　精神纯粹的人对于待人接物都同等看待，毫无差别。傅雷对人便如他对翻译，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同时具有正义精神。他可以为了新出道的张爱玲作一大篇文章来力言推荐，不惜中断自己的工作；他能为了忘年交黄宾虹举办画展到处筹措，不惜时间；在求学归来，“美专”任职期间，他竟然为了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学者，而与自己的好友绝交，一至于斯。傅雷辞去“美专”职务后曾说：“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刘海粟是他在巴黎结交的好友，尚且如此，就更遑论其他人了。傅雷，一个纯粹的文人，为了学问，他往往忽略了人情世故。这与其长年的书斋生活、脱离社会导致心地过于单纯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傅雷一生的际遇所造就出的性格与时代的大潮是合谋杀死他的凶手。傅雷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古典文化熏陶较多，拥有极高的爱国热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的一个缩影。但由于山河破碎，使他报国无门，于是走了另一种传统文人的超脱生活——超脱社会的艺术性的书斋生活。他脑中想的总是那种艺术的清澈明澄、无与伦比的优美境界，那种王国维式的真诚而又充满了内涵的宏伟意境；可另一方面，从蒋家王朝的覆灭到新中国的成立，傅雷孤高的性格一直没有变，这使他不免在流俗之中显得张扬和桀骜。陈思和说：“在50年代初期的文学读物里，不管是哪一类作家，只要他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大约都是歌颂性的，只是各人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不一样，对时代的感受不一样。”歌颂成为那个年代文学的主旋律。在异口同声的颂歌声中，在散文创作领域中，《傅雷家书》远离了颂歌式的创作模式，不以诗意化的笔触美化生活，不以说教式的方式灌输思想教育，不以空泛的抒情讴歌现实，而是以其真诚的姿态、丰富的学识撰写家书，与儿子谈如何做人、谈爱情婚姻、谈艺术追求。真挚的情感、丰富的学识、深刻的哲理、流畅的文笔使《傅雷家书》成为异口同声中仍保持着个人话语空间的真诚之作，成为中国当代散文史上别具一格的真诚、精彩的篇章。
　　如果傅雷没有在那个时代选择自我终结，相信翻译界肯定会多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这样的傅雷，让我们惋惜，让我们心痛，也让我们敬佩，让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