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马倚风神，骆驼亦坦步_骆驼对小龙马说的话

　　认识张和平院长还是在1997年的前后，当年的张和平正倡导“贺岁电影”概念，促成冯小刚导演的首部“贺岁影片”《甲方乙方》的公映。如今笔者为“北京人艺”60周年而相约采访，多年未见，张和平院长还是“依然故我”带着平和的笑容，自然随和地把院长办公桌让给笔者安放电脑，宽和平易如忠厚师长，但是一谈到“北京人艺”，却“神态质朴，文采风流”，总有说不完的话要讲。
　　初衷
　　“北京人艺”是戏剧大师创建的理想艺术殿堂，首都剧场柔和的灯光亦曾温暖无数观众的心。60年的磨砺、积淀，众多名作经典的留存于世，已经深入人心又特色鲜明的“北京人艺演剧风格”，足以令人敬畏尊崇，加之“人艺”拥有享有众多广泛赞誉的老中青表演艺术家。可以想见几年前张和平接任“北京人艺”院长时的复杂心绪。
　　“2007年的11月23号。”张和平清晰地报出了接任的日期。“是在筹备北京奥运会期间，2005年我已经在北京‘奥组委’工作，担任开闭幕式工作部的部长，第二年就要办奥运会了，是从创意到制作的最紧要阶段，若同时接任‘北京人艺’的院长，压力太大。北京市的领导征求意见时自己也是心里一动。”
　　“北京人艺”是名家云集之地，建院以来只有曹禺、刘锦云两位院长，张和平是第三任。一度社会上对“人艺”有些说法：剧院班子不太团结、没有什么新作品出现、人才流失严重，已经隔了好几年没有院长。那时张和平已经在电视、电影领域获得众多的奖项，他是第一届“北京市电视十佳艺术家”获得者，和第一届“全国百佳电视家”获得者，加之后来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有人劝他：“这是一步险棋，难道不怕‘晚节不保’？”
　　但是张和平还是接任了。“我说不出‘不’字来。”张和平院长话语间带出些北京人的实诚来：“为什么来？这里有一种情结。年轻时我学了7年的话剧表演，学生时代的最高理想是到‘北京人艺’做一个演员，当年再敢想，也没有想到我要做‘北京人艺’的院长。所以现在到‘北京人艺’应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吧，我是从话剧出发现在又回到了原点。‘人艺’是我心底的一个梦。”
　　张和平院长向笔者谈了他的颇具戏剧性的经历：1946年出生，1961年进入当时北京艺术学院话剧表演系学习；1968年毕业时恰好在**中，当时所有剧院都没了，所以毕业后就去做了群众文化工作，一做就是17年；后在部队待了一段时间，又去了大兴县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几乎去过大兴县的每一个村子；再后来在北京毛麻丝厂工会工作了四年。
　　“现在我能写点东西，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在工厂、乡村我要编‘好人好事’，虽然很基层、很基础，但是不低贱，所有做出些成绩的人都有磨砺的过程，那是在‘接地气’。现在搞形式的多，玩技巧的多，转型过程带来的社会浮躁之风，严重削弱了文学的品质。远离生活带来的思想的贫瘠，其危害日显。人们恐惧磨难，但磨难是一种财富，没受过苦的人不会知道这之中的道理。”
　　1985年到1995年张和平在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任总编辑，先后策划拍摄了《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宰相刘罗锅》等知名电视剧，“金牌策划”的名气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年流传在大街小巷的《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天地之间有杆秤》的歌词即出于张和平之手。“那时的音像出版社已经自收自支，录音带、录像带得进入市场。作为总编，从选题到创作都要考虑商业规律，所以那十年对我来说挺重要，市场意识是逐渐渗透到作品的创作和制作当中去的，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1995年后张和平任北京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化市场。当时的北京电影公司没有制作基础，整个北京市也没有自己的制片机构。电影院的票房更是差强人意。“因为做过多年的音像出版工作，知道发行对编辑出版的作用。所以就想：能不能在原来基础上扩大制作，带动发行，这样形成一个链条。我的想法得到了当时北京宣传部长龙新民的支持，就组建了后来的紫禁城影业公司，我是第一任总经理。”那时候紫禁城公司推出了一系列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红色恋人》、《背起爸爸上学》，以及贺岁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等。
　　1996年前后可以说是中国电影最为困难的一个时期，电影数量少，电影院亦不景气。当年笔者在一家幼儿园采访正在拍摄《甲方乙方》的冯小刚导演时，他坦言自己很狼狈，已经被边缘化了，他拍了好几部片子均未获准上映，拍一个“毙”一个，“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甲方乙方》第一次审片时片子放“倒”了，当时冯小刚绝望得差一点“撂”了。后来冯小刚曾多次表达对张和平的感激之情：因为是张和平提出了“贺岁片”概念，帮助《甲方乙方》找来投资，安排贺岁档期，风险共担等，这之后才有了“冯氏”每年一部的贺岁电影。“冯小刚的潜质好。”张和平院长说：“他有他的风格，他是从胡同里出来的，我也是从胡同里出来的，能够有一种心灵的感应：表面上看起来调侃、漫不经心，其实骨子里挺温暖的。”
　　2007年，已经从事文化艺术工作40余年的张和平进入了他最重要的一站——“北京人艺”。
　　人气
　　曹禺先生曾在“北京人艺”建院30周年的序言中赞“人艺”的四巨头之一赵起扬先生时写道：“一个戏剧团体，如果只是一群艺术家们整日沉浸在他们的艺术活动中，那么这个剧团必将逐渐走向纷乱。因此，一个戏剧团体必须有一个精明强干的组织者，一个真正的戏剧内行，他能从千百个心引出一条艺术理想的轨道，把各种纷纭复杂的矛盾顺理成章，一一解决。人事的纠纷、经费的调派、人才的选求、剧院的规划、戏本的挑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组织者。他要有理想，有能力，有德行，有襟怀，有精力，有全心全力扑在话剧事业上的无私精神。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者，一个好剧院是办不成的……”
　　“我情愿带一师的人冲锋陷阵也不愿带10个艺术家演半部戏。”曹禺先生引用这样的话说出心中的感慨。
　　的确，“北京人艺”不同于严肃刻板的政府机关，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公司，它需要时时刻刻充满创作激情，又需要融洽亲密、有条不紊，共同为一部剧作协同合作。接触了“人艺”众多的演职员，发现“北京人艺”似有一种特殊的气场：大家视“人艺”为“家”，这里有一种令人亲近的氛围，没有丝毫的“官气”、“商气”，处处显示出让大家聚拢在一起的浓郁的“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