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哲学的诗性探询】哲学走向荒野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在迄今为止的批评格局中，吴思敬的诗歌批评有其特殊的位置。从年龄、代际来说，出生于1940年代的他，介于谢冕、孙绍振等193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和陈超、唐晓渡、程光炜等195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之间。这些出生于不同年代的批评家，各有自己熟悉的批评领地和擅长的批评方法。有时，代际划分会为辨识一个时期诗歌现象及批评的总体格局和走向提供一定方便。不过，吴思敬的诗歌批评突破了通常意义的代际界线，在批评的视域、时段、对象等方面均显示出相当大的跨度。
　　早在朦胧诗兴起之初，吴思敬就以充满理论思辩的文字，加入当时十分激烈的诗学论争之中，他同谢冕、孙绍振等一道站在支持、声援朦胧诗的行列。在写于此际的《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说“艨胧”》、《诗歌的批评标准》、《“把心灵的波动铭记在物体上”》等论文中，他试图用一些新的理论或原理解释当时新兴的诗潮，他热切地呼唤“诗歌现代化”的到来，认为“现代诗是诗歌现代化的产物”，“诗歌现代化的提法反映了诗歌要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规律”。这种将诗歌发展与时代进步联系起来的角度，以及从原理出发去剖析诗歌现象和潮流的论述方式，成为吴思敬诗歌批评的一以贯之的特点。他敏于捕捉最新的诗歌动向。随着“新生代诗”(“第三代诗”)、“90年代诗歌”、“网络诗歌”、“新世纪诗歌”等命名下的诗歌现象和潮流的不断涌现，吴思敬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姿态，跟踪并力求把握某一时期诗歌的发展脉络与特点。
　　一般来说，对诗歌现象和潮流进行跟踪式研究与批评，其本身要面对一定的考验和某种难以避免的“危险性”：一方面，这种批评所依据的观念之一——“现代性”，其背后部分地隐含着对诗歌“进化论”之“时间神语”的信奉，而作为观念助推器的“时间神话”正越来越受到批评者的质疑；另一方面，这种批评需要批评者具有足够的细心、耐心和高度的警惕性，能够拨开诗歌现象的种种迷雾，厘清问题的实质和被遮蔽的线索。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批评家如朱自清、李健吾、李广田、袁可嘉、唐浞等都进行过很好的跟踪式批评，成为推动诗歌发展的良性力量。如何有效地避开跟踪式批评中的误区或陷阱?吴思敬三十余年的诗歌批评实践应该会提供可予借鉴的启示。
　　在吴思敬多年的诗歌批评中，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性。他总是以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乃至接纳一些新起的诗歌创作苗头；在他看来，“诗歌就是创造，就是要给读者提供点儿新的东西，而不打破定型的习惯的思维模式，就断难有新的创造”，因此他极为赞赏那些敢为天下先、勇于打破陈规的尝试者。实际上，趋新、求变是中国新诗的显著特征之一，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诗歌潮流更迭的节奏明显加快，诗界的“颠覆”之声此起彼伏。其间自有需要检讨之处，不过对于吴思敬来说，“新”就是创造的动力。可以说，对于自朦胧诗以降近三十年间出现的很多诗歌现象，吴思敬大都进行过思考并立于较前沿的位势予以评说，其相关见解体现在《“新生代”诗人：印象与思考》《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从黑夜走向白昼一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中国新诗：世纪初观察》《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等论文中。
　　其中，格外值得留意的是吴思敬对1990年代诗歌从不同层面所进行的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成果。大家知道，“90年代诗歌”曾经作为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引起过褒贬不一的评价甚至论争。在一些“悲观”的评论者那里，1990年代是一个“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在这一阶段诗歌因其影响力的不复存在而被迫滑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失去了向公众发言的能力。其实，人们对1990年代诗歌的指责不少只是源于一种印象式的评判，对其实际情形的复杂性并未深究。那么，这一时期诗歌的状貌究竟是怎样的?基于对1990年代诗歌的观察和判断，吴思敬以大量具体而切实的例证分析，勾画了一幅幅关于1990年代诗歌的图谱。譬如，在《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这篇综论性的长文中，他缕析出1990年代诗歌的几种走向：“寂寞中的坚执”、“(个人化写作的涨潮”、“先锋情结的淡化”、“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并从中总结出属于1990年代诗歌的某些特质；《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90年代中国新诗的一种走向》一文剖解的是1990年代诗歌的精神向度，这一议题涉及诗人的境遇、诗歌与时代的关系、1990年代语境中的诸多文化现象等方面；《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一文着重分析了1 9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指出这一倾向的出现“体现了诗人在经历了1980年代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一种不同于1980年代的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一文在论及1 990年代诗歌的两极——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时，着意避免了“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将二者视为诗歌中的“两种互相矛盾、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的运动方式”；《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90年代大学生诗歌：拯救与超越》两篇文章则分别评述了1990年代女性诗歌和大学生诗歌的新进展与新变化，前者淡化性别、趋于日常的写作，和后者为“拯救与超越”所作的努力，均构成1990年代诗歌寻求新变的一些侧面。吴思敬的这些讨论颇为集中且相互呼应，有别于一些批评家从某个单一角度对1990年代诗歌作出的论断与评判，无疑将有助于拓展人们对1990年代诗歌的认识。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吴思敬在对中国当代诗歌潮流进行梳理与评述时，偏好采用总体性的视角，致力于对某一时段诗歌特征和规律的概括。他的不少相关题旨的论文从标题到行文方式，都有一种站在宏阔的视点上总揽全局的架构，在诸如“走向”转型”“整合”“主潮”“从……到………“……与……”等语句的统摄和带动下，一副颇具秩序感的诗歌面貌从芜杂的背景中被凸现出来。这样的视角与行文方式，也体现在吴思敬对一些理论现象和问题的探讨之中，如《启蒙·失语·回归——新时期诗歌理论发展的一道轨迹》一文中所暗含的“轨迹”思路、《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一文对中国新诗理论之“焦点问题”的提炼、《<磁场与魔方)编选者序》中对新潮诗论所作的阶段划分，与他全景式地扫描、总结当代诗歌现象的做法一脉相承，由此也显出其建构一种历史连续性的冲动，同时不乏对诗歌未来发展充满憧憬的乐观意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