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蜀地区出土早期佛教造像与西南传播路线】 蜀滇香

　　【摘要】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在滇蜀地区有着广泛的考古分布，这些考古材料显示了汉代滇蜀地区与缅甸、天竺的佛教信仰及艺术传播之间存在联系。笔者认为，早在汉代之前，西南交通的滇缅道就已经存在，具有相当古老的历史。随着一世纪大乘佛教的兴起，佛教造像开始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流行，并逐渐通过滇缅道传播到滇蜀地区，与当地的早期道教和神仙术信仰融合。从整个长江流域来看，滇蜀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出现最早，长江中下游后来出现的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应是通过西南滇缅道间接传入的结果。
　　【关键词】滇蜀地区；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053-5
　　一、滇蜀地区考古所见之早期佛教造像
　　虽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包括了张骞通西域、霍去病获休屠王金人、汉明帝梦见金色神人等多种版本，但学者认为较为可信的说法应为《后汉书》记载的一世纪楚王英的崇佛活动。但是，中国古代文献缺乏有关早期佛像的记载，只是在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活动的深入，汉魏时期的佛教造像才得以被广泛发现，进而促使研究者思考这些造像的来源与传播路径。这些佛教造像及其相关艺术，相当密集地分布于四川和云南地区。
　　早在在抗战时期，四川彭山东汉崖墓中就出土了一件陶座，上面表现着三个浮雕人物，中间盘坐着高肉髻的释迦佛像，两侧分别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而在上世纪50年代，乐山县城郊的麻濠东汉大型崖墓后室门额上，发现了用浮雕技法雕刻的一尊坐佛。佛像头带项光，手作施无畏印。此外，乐山柿子湾另一座东汉崖墓中也刻着一尊带有项光的坐佛，与麻濠崖墓的造型一致。乐山崖墓佛像的年代，被定为二世纪中叶。在四川出土的另一件东汉陶座上，表现了取材于印度艺术的大象主题。1989年，四川绵阳何家山发现了有佛像的摇钱树，绵阳芙蓉溪的东汉石阙上也装饰有雕造的佛像，类似装饰于摇钱树的佛像，也见于重庆忠县和丰都。忠县涂井的M5蜀汉墓葬中，除了摇钱树上表现的佛像之外，还有装饰了莲花纹的陶俑。此外，在四川芦山县、雅安、西昌等地都出土过金、铜制成的汉代佛像。在这些广袤分布的区域内，仅佛像就有24尊。
　　1972年，什邡县皂角乡白果树村马堆子出土了一块表现三层佛塔的画像砖。在这一佛教主题艺术中，佛塔、伞盖、宝珠、莲花都清晰可见。而四川彭山、西昌都发现过佛教莲花纹的墓砖。这些材料显示，在东汉的四川地区，南至雅安、西昌，北至绵阳，都广泛分布着包括了佛像、佛塔、莲花等佛教形象在内的造像艺术作品。
　　在云南地区，位于古天竺道上的云南昆明官渡区、西山区、曲靖汉墓中，都发现有佛教莲花石刻的造型。云南大理大关北郊汉熹平纪年(172－178年)墓葬出土7件胡僧吹箫俑，结跏趺坐。在云南保山蜀汉墓葬中，也出土过陶僧俑。
　　对于四川地区广泛分布的这些早期佛教造像，任继愈认为这些造型既不是直接从西域传入，也不是间接从长安、洛阳传人，最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南考古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中，还有胡僧之形象。此种胡人佛僧形象之出现，显然源自于对现实生活的经验。联系到《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云南永昌住有“身毒人民”这一材料，可以确认在东汉云南的永昌郡确实居住有来自印度或印度化的缅甸人。这些人中有佛教僧侣，因此云南的早期佛教艺术中会较多地表现这些来自异域的佛教信仰者。而对于四川地区的汉族人群而言，佛之形象更多被理解为等同于东王公或西王母的异域神祗。
　　这些考古发现无疑为研究中国早期佛教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内容还包括：这样密集分布于滇蜀西南地区的早期佛教造像艺术，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其背后存在着怎样的传播路径和文化交流通道?
　　二、滇缅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到达了大夏，在那里见到了产自蜀地的商品。张骞还了解到，这些商品是通过“蜀贾人”流转到“身毒国”的。文中记载，西汉政府后来根据张骞的建议，派出使者试图打通前往印度的官方通道，但却在滇王那里受阻，因此未能成功。季羡林先生指出，这仅仅意味着“官方的失败”，因为此路一直畅通，后来东汉时缅甸的国王还曾由此道向汉庭朝贺。实际上，中国的丝绸一直就通过滇缅道流通到印度。
　　余英时先生推测，西南夷的君长之所以会有意阻扰汉朝庭官方打通滇缅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害怕汉庭直接建立起对外的贸易通道，损害其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的特殊地位。这一行为与中亚的安息商人阻扰汉使者与罗马直接建立官方关系，属于同一利益心态。
　　这就意味着，至少在西汉时，西南地区就存在着通过蜀地商人、西南夷酋邦首领组成的贸易经济利益共同体，并且有着明确的贸易路线，将四川、云南、缅甸与印度联系在一起。这条道路就是滇缅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通道。尽管汉代政府未能建立起打通整个滇缅道的官方路线，但这条通道确实具有相当古老的历史。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和滇池地区西南夷墓葬中，就曾发现过数量众多的海贝，这种产自印度洋的环纹贝显然不是成都平原与滇池地区的本土产物，而是通过贸易或间接贸易从印度洋沿岸得来。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1000年时，蜀地的丝绸已经通过西南贸易，进入了印度，甚至远到埃及。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贸易除了丝绸，还包括了青铜资源。因此，滇缅道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之前。
　　在早期佛教造像广泛出现于滇蜀地区的东汉时代，这条道路上的对外活动一直相当频繁。《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120年)，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汉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魔术师)。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可见，罗马魔术师到达汉庭，必须是由缅甸经过永昌道，由蜀地到中原。在《后汉书》中记载，缅甸国王6次与汉庭交往，走的都是永昌道。这就意味着，东汉时由缅甸通往中原的道路非常通畅，使用频繁。《华阳国志》中明确记载了永昌有来自印度的人群居住，云南出土的东汉胡僧俑也并非无故，遥远的罗马帝国臣民尚且通过滇缅道进入中原，更为接近的印度与缅甸早期佛教徒由此进入中国也就不足为奇。通过与这些人群的交往，滇蜀地区的中国人显然接收了早期佛教的艺术形式，并将之按照自己的世界观进行理解。实际上。正是由于滇缅道的开通，才会导致东汉以来早期佛教艺术形象在包括了滇蜀地区在内的西南广泛传播。考古资料还显示，同属西南地区的贵州也存在铸有佛像的摇钱树。这就表明，滇缅道的存在，使得由早期佛教造型得以在包括了云贵川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有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