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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灵 [何时“闹而优”不再灵]

发布时间:2019-06-23 04:19:49 影响了:

  古人一直信奉“学而优则仕”,“**”中演绎为“闹而优则仕”——前期的王洪文等造反派是典型,后期的李庆霖、张铁生等是典型,都当了高官,得了好处,红极一时。但平心而论,后两位中李庆霖仅仅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问题,张铁生则是在当时没有好好读书又没有时间复习的情况下,在考场中无奈交了白卷,结果却意外走红,成为政治明星。他们主观上不一定有“闹”的意愿。
  如今的“闹”倒是实实在在的。有个体也有群体,如影响很大的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2010年的湖北宜黄“强拆”事件,2011年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迁移事件,2011年的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等等,确实闹得不小,惊动了高层,从而彻底解决了问题,有的还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领导。
  虽然事件的当事人当初并不想闹,是在被逼无奈后才铤而走险的,但事情是在闹大了后才解决的,这是客观事实。明眼人自然会总结并得出结论——不闹不解决问题,事闹大并“闹而优”了,问题自然有人关注并开始解决。
  对此中真谛和奥妙,最早心知肚明的是某些政府官员和干部,他们见多识广,深谙闹中之道。
  西安有个住户,对周边房地产开发商形成的噪音无法忍受,先后5年持续不断地向相关部门反映和投诉,亳无进展。当地环保局某领导十分同情,给其“支招”:既然你们投诉了几年,说明还是没把工作做到家。要接着做,把事情闹厉害,闹厉害了房地产商就害怕了(《新闻晨报》2011年6月3日)。至于怎么闹厉害,此公没说。老百姓当然在“探索和研究”中。
  2011年夏天,成都某居民区多次发生长时间停电,黑灯瞎火,空调、冰箱不能用,日子难过。居民们在反映无果的情况下走上街头示威,参与、围观人数达5000之多,一时交通堵塞,海内外媒体都在关注。于是各级领导十分重视,亲自过问,此后那里就再没发生“黑灯瞎火”的事了(《宣传通讯》2011年18期)。
  类似“闹而优则灵”的案例不少。比如今年春节前农民工讨薪问题特别突出,重庆农民工刘某“背井离乡把钱挣,累死累活大半年。老板差我万多元,拿着字据去要钱。恶人不给反出拳,钱未要到鼻骨断。相关部门都求遍,推来推去谁人管……”这篇声泪俱下的打油诗一经微博传播,反响强烈,迅速走红。当地人保机构一反常态,主动联系刘某,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其解决了欠薪难题(《宣传通讯》2012年2期)。
  刘某是幸运的。但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那份幸运,他们不会写诗,写出诗来也很难契合时机,形成热点。于是只能另觅新招,甚至刻意作秀,剑走偏锋,意在提高关注度。“跳楼计薪”者有之,“下跪讨薪”者有之,“封路讨薪”者有之,还有不惜采用夸张另类的“行为艺术”:如跳进深挖的沙坑,让同伴用黄沙掩埋身体,称为“活埋讨薪”;雇人赤身只穿内裤,头戴“黑心老板”面具在闹市游街。称为“裸体计薪”,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既然要闹就要闹出动静来,引起“有关部门”和上级领导的注意。至于怎么闹就看各人本事了。聪明人知道不能“傻闹”,而要“巧闹”,闹出“艺术性”来。在这点上湖北十堰市的彭某在实践中悟出精髓,与时俱进,着力创新,堪称典范。
  2010年4月,彭某因拍摄上访者照片,被警方送进当地精神病院,6天后出院。在被关闭期间,他认识了病友郭某,并深入了解到郭某当年因举报单位领导受贿被公安强制关进精神病院14年的内情。出于友情和道义。彭决定“拔刀相助”,借助网络力量为其申冤施救,但帖子上网后反映平平;他继而找到当地报刊,人家认为缺乏新闻点,不感兴趣,爱莫能助。经过总结和研究,他吸取了教训,决定在“创新”上下功夫。在周密策划后,2011年1月,一篇名为“谁救我爸,精神痛院被关14年”的帖子在网上重新出笼。基本事实不变,但作者已改“性”换名,添加了“女教师”、“美貌”、“处女”等虚构元素,表示谁能救其父,她愿以身相许。
  “卖身救父”事件极大地吸引了网民的眼球,刺激了大众的兴奋点,一时成为网络热点。诸多报刊进而主动联系作者,采写报道。在强大舆论压力和相关领导的干预下,郭某终被放出精神病院(《宣传通讯》2011年4期)。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成功案例”制造者“闹”的手段之高明:有真有假,有虚有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最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有关方面有关人士严词厉色。称其为假新闻,但大多数“围观群众”表示理解,称其是当下社会正当诉求无法通达下的无奈之举。
  弱势方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闹而优则灵”,这样一个规律被大多数人知晓了、掌握了,那麻烦也就大了。每个人遇到问题时的解决思路首先是“闹”,那么这个社会还有规则吗?还有不乱的吗?
  有人说,这年头当官的怕群众闹,一闹就慌,一闹就重视,就下决心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说到底还是人治时代。也有人说,当官的不是怕群众,而是怕媒体,许多事情都是在媒体捅出后才得以解决的,现在可以称“媒治”时代了。
  然窃以为,官员们其实并不怕群众,也不怕媒体,而是怕其上级,以及上级的上级。事情搞大了,媒体参与了,上面领导就会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就瞒不下包不住了,甚至“拔出萝卜带出泥”,里面乌七八糟的“馅儿”全都露出来了,搅乱了“一方平安”,所在地方和单位的各级领导当然脸上都无光,至少政绩中最关键的“稳定”一票失去了,谁知会怪罪到哪一级,责任追究到哪一级呢?上上下下能不诚惶诚恐吗?于是就“非常”重视,用“非常”方式和手段解决。只要摆平了,不闹了就好。这种模式、方法和惯性说到底不还是“人治”吗?
  什么时候“闹而优”不灵,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想“闹”了、没必要“闹”了,则距法治社会亦不远矣!
  【陈明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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