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才网 [身份：二十世纪的“中国结”]

　　田中禾的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讲述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二十世纪“中国式爱情”故事。“我”(狗娃、马长安)在美国小镇邂逅一位同样在异域漂泊的故乡人，小镇酒吧的蓝调民谣和“母亲”寄来的录音磁带，勾起“我”对故乡、对父辈无尽的歉疚和思念，作为一个叛逆之子，“我”愿意以一本书的形式将“我的家庭秘史”保留下来。小引之后，是“父亲”马文昌、“娘”肖芝兰(兰姐)、“母亲”林春如(化名曾超)轮番讲述(实为录音回放)的他们之间近乎荒诞的合合分分的悲剧——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结束，“我”既是前辈的故事的解说者和补述者，又是故事发展中的一员。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走向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代表，马文昌等在社会动荡中一波三折的人生遭际和情感历程，与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宿命性地纠结在一起。
　　一
　　我们先从马文昌的三次不幸婚姻谈起。像许多社会转型期从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的人们一样，马文昌的第一次婚姻是纠缠主人公一生的噩梦，同时又是其政治落难时的庇护所，这注定了他叛逆与复归的无尽纠结。
　　马文昌的第二次婚姻是一场人间闹剧。在政治高压的阴霾下，所谓爱，所谓自由，都变得无关紧要、一文不值，甚至成了“有罪”的代名词。被大哥带回时已有身孕的林春如逃婚逃到了马家，肖芝兰忍下怨怒和痛苦收留了这个痴情女子。为了林的体面和保密，也为了自己有个后人，肖假装自己怀孕，从此“我被两个女人孕育着”。“母亲”把“我”交给“娘”后，化名“曾超”参加了部队文工团。马则在朝鲜战场上差一点牺牲，卫生员刘英救了他，归国后在医院疗伤期间邂逅了分别5年的林。当初在旧中国报纸上登过“离婚声明”的马向新政府正式申请与肖离婚、与林结婚，沉浸在抗美援朝光荣军属荣耀中的肖突然间就被宣布了旧婚姻的无效!她从小生活在马家，含辛茹苦伺候马家爷爷、叔叔、傻弟弟，她已成为这个家真正的主人，结婚与离婚都只是个名分而已。他们的婚姻原本“与我无关”，“我”在“娘”的护爱下已经5岁了，但那份“自新声明”却成了横亘在马、林之间无法跨越的重大历史问题!在接踵而至的一次次运动中，政治高于一切，他们无可逃遁。林不得不复员，历尽屈辱，以致在审干中进了劳改队。做了政委的父亲与刘英结合，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但马永远无法割舍对林的感情，这份情感折磨了他一生，肖、林、刘三个女人也各自默默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如果说马文昌的第二次婚姻还是为了“政治进步”，第三次完全是命运的莫名摆布。秉性倔强的邹凡在改造中死去，正当“三年自然灾害”中一家人濒临饿死的边缘时，带着幼女的“母亲”从“娘”手里接走了“我”。“我”游荡在两个家庭之间，在叛逆中成长，因早恋被迫分手而离家出走，让望子成龙的母亲肝胆欲碎。为了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母亲”要求正式和“父亲”结婚，“父亲”再一次“忘恩负义”背弃了“娘”。这是“父亲”的第三次婚姻。随后，孤苦一人的“娘”以“招呼孩子”的名义也加入了这个本已复杂的家庭。小说最后以“几个附件”的形式交代了马文昌到处做革命报告的热闹晚年，在一次电视台录制访谈节目时，马因谈及前苏联“被几个政治家、野心家、叛徒”解体而愤激，以致“訇然倒地”，与世长辞。这样一个喜剧化“晚年”似乎是对个人悲剧命运的巨大反讽!
　　二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追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马文昌的婚姻悲剧?如果说他与肖芝兰的包办婚姻是违背人性的、非人道的，那么他与革命伴侣林春如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又为何不能厮守?他与刘英从朝鲜战场相依为命的战友到后来反目成仇究竟是什么造成的?为什么在他危难时候总是那个出身贫微、在知识分子的眼中代表着落后、愚昧的肖芝兰有能力予以施救?马文昌的人生就像一个过于盘根错节的“中国结”——正如作者所写：“我”很“惊奇是谁想出了这样好的名字。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在绕着自己的结呢?”，那么，打下这个“结”的幕后黑手又是谁呢?在笔者看来，正是那个决定了当代中国无数人命运的“身份”!
　　就身份问题而言，《父亲和她们》可谓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改造史或说重塑史。这一代成长于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也曾经像八十年代一位诗人一样宣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但最终历史倾倒的“所有的苦水”却都注入了他们心中!从“抗战”到“**”，知识分子特有的思维方式、社会意识及知识结构失效了，在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中，中国人已经少有自然身份或者说个人身份意识，有的只是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他们被贴上了不同的身份标签，这些标签处处呈显着自己的淫威，出其不意地成为其以后命运的伏笔。《父亲与她们》主要在两个方面揭示了无可逃避的“身份”对命运的决定作用。
　　在“非常”年代，一个人的“出身”是身份有没有政治问题的有力旁证；换言之，一个人无法选择的出身会成为影响其终生的身份问题。马文昌家原本并非大户，他失去父母后，跟着爷爷和有点痴傻的弟弟马文盛以及娃娃亲兰姐一起生活。我们需要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这户人家拥有土地，但因为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种不了地，所以雇有长年的帮工，“段姨是咱马家的佃户，老憨姨父种着咱家十五亩河滩地”；第二，这个家庭的家长相对来讲是比较开明的，马文昌从小就读书，十七岁就进了欧美留学预备班，“为了让你爹去留洋，你老爷卖掉了二十亩林地”。这两点后来都成为马文昌革命道路上的紧箍咒，出身一旦和阶级挂钩就成了大问题!
　　除了“出身”，《父亲和她们》着力揭示的还有言行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抵牾所造成的身份问题。当马文昌在晚年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才发现一个人走过的岁月，似乎无时不充满着造成以后危险“身份”的细节，那些曾经真诚的言行如此“幼稚可笑、漏洞百出，经不起组织的考问，让人意想不到哪个细节会变成重大污点”，成为后来无法辩驳的“身份”证明!例如，学生时代一时意气的活动，保不准会“站错立场”；流亡途中被日本人抓住，为其带路，算不算投敌变节?在战时中学和同事一起办报纸，对方下落不明，要是对方的身份有问题，自己说得清吗?小报上发表的文章，保不准哪一天就成了无法辩解的证据!在去解放区的途中私自返乡被民团追捕，在朝鲜战场救了一个美国佬，肃反时包庇旧情人的未婚夫，写报告攻击***、污蔑大炼钢铁……马发现自己一生留下的“身份”污点太多了，再加上与这些“污点”相伴生的情感上的无数周折和煎熬，生命之重真是无法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