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上，有一盏安静的萤灯:中国安静的低消费小镇

　　王可田：与诗结缘，是人生一件幸事。这个世界也因精神之光的照耀，而变得更加美好。每个人写诗的初衷也许并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是被诗歌的魅力所折服。爱上诗歌，看似偶然，实出必然。一种精神上的召唤，可能在一生中的任何阶段向你发出邀请。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那时的情景你仍记忆犹新吧？
　　张怀帆：我初中时，哥哥念大学。一个暑假，他写了一些分行文字，拿给我看，甚至抑扬顿挫地念给我听。我小受感染，但并不佩服，心想我的文采要比他好，因为我的作文常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当范文朗读呢！于是琢磨着写几样和他比试比试。也就在那个暑假，当我翻看一本厚厚的杂志，有一首题为《城里的孩子》的长诗，一下点燃了我。我仿照那样的句式，写了一首激情充沛的《乡下的孩子》。我很自信我超过了哥哥，甚至自以为一点也不逊于杂志上的那首诗。我兴奋地拿给哥哥看，他也高兴地认为不错，并说了一通鼓励的话。当然，这样的“写作”随着暑假的结束和功课的繁忙很快中止。真正开始写诗是在高中毕业以后的九十年代初。因为高考的失败，我只上了一所中专，这与我曾经的理想和师友亲人的期许相距甚远，但这样的失意却成了诗的因子。我在涂鸦的文字里，不断倾吐苦闷和失落，疗治受挫的内心。后来，大概在重庆如云美女的催发和普希金情诗的蛊惑下，我迟到的青春期苏醒，诗里又生出一批想入非非的幻想。两年后，写诗就成为惯性和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再后来，我的这几册疯话歪诗都毁于一场“爱情事故”，被一个人愤怒地火化。那些所谓的诗，也成为我记忆中甜蜜、忧伤的残山剩水。
　　王可田：诗歌不具有干预现实的能力，也丧失了追名逐利的功用，它只作用于人的内心，且表现为一种“无用”的特征。诗人，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不是一种身份。长达二十年的写作历程，你从诗歌中得到了什么？或者说，诗歌对你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怀帆：我参加工作是在陕北的一个油田，自然和人文环境都比较糙砺，而我自己文弱多思，这让我在很长时间觉得生活里很少能遇到同类，只有在书中和写作里寻求知音，并和自己对话。如果不是写诗，我首先可能会是抑郁症患者。后来，当写的诗陆续发表，就满足了虚荣，内心也得到安慰。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利之心越来越淡，写诗就变成了生活方式。写诗虽然的确“无用”，却能感到内心的愉悦满足，感到世界、人生的丰富况味。写诗让我变成了一个心怀悲悯、热爱尘世、仰望苍穹的人，一个提着萤灯大小的爱、梦想、信仰、希望、感恩，在人间安静赶路的人。如果不是诗，我可能会一脸的物质主义，可能会斤斤计较、贪生怕死、自私自利，感谢诗让我没有成为这样丑陋的人。写诗，让我懂得卑微生命的美丽；写诗让我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上找到了可以短暂诗意栖居的田园，并练就了我安妥内心的本领。
　　王可田：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他的脚步总是牵绊于身后一个或实有或虚拟的故乡。说说你的曹塔村，它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你的写作？
　　张怀帆：曹塔村是我的出生之地，这是一个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山村，前几年才通电，不到两年，村民就都搬走了，成了一个被废弃的村子。但这里有独版的星空、清澈的山泉、会唱歌的鸟儿、自由自在的小动物和漫山遍野的杏树、山桃树、杜梨树，有土眉土眼、心地善良、爱恨分明的乡亲，当然还有我的埋着清一色农民的祖坟。小学五年级以前，我几乎没走出过这里，后来去外地上学，假期回家仍继续当“放牛娃”。的确，故乡永远是深情的。我不能确定这个贫苦却也美丽的小地方是不是在我的身体里种下了第一颗诗的种子，但可以肯定，它规定了我的诗的基因。二十年来，我的绝大多数的诗都携带着土尘贴着地面低飞，散发着人间烟火和底层草木、血汗的气息。我一直拒绝把诗写得“洋气”，更没有能力“先锋”、“现代”。那些滋养过我的草木山川、父老乡亲，我不知道这条脐带是否还在源源不断地为我输送着营养，但我平民的情感、血液、心灵，这一生永远不会背叛。
　　王可田：小镇，一个诗意的所在。诗歌中的小镇，温暖安静，如一缕午后的阳光静静照射着。你在小镇生活，安静地读书、写作，从低处、从微小的事物中打量世界，探寻生命的重量和光辉。小镇是你生存的依托，也是你生发诗意的精神存在现场。“一个人的小镇”一定有很多值得与人分享的东西吧？
　　张怀帆：谢谢你对我的小镇的理解，这样的解读让我感到温暖。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我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在这里，我娶妻，生子，工作，生息，直到额上起了皱纹、头上生了杂发。现在，我已经四十岁，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小镇居民。一方面，小镇的生活规定了我，使我“在低处”，和最普通的平民有着相通的情感经历，让平凡卑微的事物融进我的血液，让底层小人物的命运走进我的心灵，从而让我的诗葆有人间的体温，也让我成为一个安静、内敛的人；另一方面，在物质主义张牙舞爪、无孔不入、裹挟一切的今天和人心普遍沙漠化的缺德时代，小镇也许残存着相对更多的善、美丽和诗意，这无疑滋养了我的诗，成为我的诗可以开掘的富矿，诚如你言，成为“诗意生发的现场”。我的诗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得以一茬茬生长，不光是小镇题材，更多是“小镇气质”。这样的诗大抵是“小”的，但我觉得这不能怪小镇，只能是我的学识、阅历和胸襟不够“大”，福克纳也就写“邮票大小的地方”。时至今日，我觉得，我的小镇再不全是地理意义上的小镇，而更多地指向我的精神和诗的“乌托邦”：在低处、安静地，让一盏萤灯在小镇亮起，它是人间的温度，也是“生命的重量和光辉”。
　　王可田：写作之初，大家似乎很清楚为什么要写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写作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渐被遮蔽了。“为什么写诗？”好像不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写诗？”当我们一再追问时，与此牵连的问题也就浮现出来：诗是什么？如何看待诗？你的“让诗歌贴着地面低低地飞”这句话，已透露出很多信息，谈谈你的理解。
　　张怀帆：写诗在一开始好像总伴着青春和荷尔蒙，后来就成为一种惯性和生活方式。为什么写诗？难道不是因为生命的需要？我曾经为草木开花而十分惊讶，百思不解。草木为什么要开花，这难道不是上帝的赋予？写诗，是不是跟这个有点类似？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使命的，是更大信息中的一个微信息、携带者。我不相信，诗可以努力去写，诗人可以努力去做。一个人如果知道这个，就遵从内心的召唤，负责任地活成该活的那个人，写出该写出的那些诗吧。关于诗是什么？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我以为它是更高的智慧播向人间的爱、善、美的种子，是心灵的电波和风暴，是生命之树的“开花”。我说的“让诗歌贴着地面低低地飞”只是我的姿态。“贴着地面”是我的出生、阅历和情感所规定的，怀着悲悯，心向底层，诗要有人间温度；“低低地”是我对自己天资的判断，也是我的心性体现。我的梦想不高，为人也平实低调，我也不指望自己写出惊天动地的大诗。再则，人是卑微的，是“苇草”，人必须知道仰望，所以，“低低地”也包含着我对人的理解。至于“飞”，我是觉得，人还是有灵魂的，人固然是苇草，但是一株会思想的苇草。人不能是匍匐在大地的蒺藜，要在仰望中看到光，获得灵魂。作为灵魂信息的“诗”，既要接通地气，又要“飞”，在提升肉体的过程中实现人的使命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