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水生,文化站走出的董事长:文化站

　　内心浓得化不开的群文情结，最终让他实现了自己的追梦人生　　在梧州市的地产商圈中，广宇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莫水生显得很“另类”。　　或许是经过了多年群文工作的渲染，今年五十出头的他，身上除了企业家的睿智与沉稳之外，还多了分群文人的才情和洒脱。采访中，讲到有趣的经历时，他便会表情丰富，附加极强感染力的手势，有一霎那间，宛若重新站上了舞台。
　　“我就是从文化圈里走出来的嘛。”坐在办公室精美的根雕功夫茶桌前，莫水生手法娴熟地为记者斟上梧州名茶六堡茶。
　　从1977年算起，莫水生在群文工作道路上挥洒了30年的时光。2007年，他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却一直坚持以“做文化的方式做房地产开发”。他欣赏文化人“有艺术家的右脑思维方式”。
　　“有人说，文化人只会唱歌跳舞，搞房地产开发行吗？”他哈哈大笑，然后扔出一句：“让别人说去吧，走自己的路！”
　　事实证明，这条路，他走得很好。莫水生说，是内心浓得化不开的群文情结，最终让他实现了自己的追梦人生。
　　文化站的“万金油”
　　1988年秋。
　　天色迟暮，一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出现在从红旗乡文化站到新民村的乡间小路上。
　　车队由十几个人组成，为首的便是文化站站长莫水生。与他同行的，是他从各个村召集的文艺“骨干分子”。不顾乡间小路崎岖不平，他将自行车踩得飞快。碰到老乡远远地跟他吆喝：“莫水生，你去边度（哪里）啊？”
　　他便会拉长了声音回答：“去村里演出！”
　　乡村的娱乐活动，不到晚上十点钟是开不了场的。村民们干完了一天的农活，吃完晚饭，搬着小板凳围聚在一起，一边闲话着家常，一边等待着演出开始。
　　所谓舞台，也不过是简易的木头架子搭起来的。文化站设施设备非常简陋，没有音响，莫水生就发动村里先一批致富的人，将自己家中的电视机、音响搬出来。做了多年的文化工作，他在村中人缘好，组织能力极强，村民都愿意听他指挥。
　　一台演出就这样开始了。群众纷纷拿出自己的才艺，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莫水生自然当仁不让，群艺工作者本身就是“多面手”，唱歌跳舞主持他全在行。
　　“在文化站做辅导啊，有‘三大’就行了。”莫水生有自己的经验。“第一，大胆；第二，大声；第三，”他声音一扬，“大概。”
　　“做一个文化站长不容易，虽然莫水生不是专业出身，但他什么都懂。群众文化搞得很红火，鬼点子多着咧！”原梧州郊区文化馆馆长唐秉良回忆。
　　莫水生是1983年来到文化站的。在此之前，他曾在新民村文化室工作。在村民眼中，他是一个“秀才”，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他的同龄人还在“修地球”的时候，他便已经身兼多职——新兴小学代课老师、生产大队播音员、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面条厂厂长。
　　乡镇文化站是国家设立的最基层的群众文化事业单位，也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在那个缺少电脑、电视，甚至连收音机也没有的乡村里，群众文化生活很贫乏。莫水生的出现，让整个红旗乡的群众文化事业红火起来。
　　与市区的文化馆不同，文化站的任务更加“五花八门”。从组织群众唱歌跳舞，开展晚会，办识字班扫盲，到推广农业技术，为各种政策宣传办墙报，传达政策写标语，应有尽有。群众艺术工作需要“多面手”，而莫水生形容自己就像“万金油”。
　　由于文化站只有莫水生一个人，他将所有精力都投身于群众文化工作上。无论酷暑严寒，只要有任务，莫水生就充满干劲儿。从文化站到各个村子的乡间小路上，经常能看到他“风风火火”的身影。有时妻子不在家，两岁的儿子没人照看，他便会一手抱着孩子，一手骑着自行车，去到村里辅导。到了村里，先把孩子哄睡着，放在村民家的床上，晚上辅导结束后再带儿子一同回家。
　　唐秉良说，当年，国家拨款文化站，一年1500块，莫水生有时候都领不到工资，搞活动的话有可能还要自己补贴。
　　“很辛苦的。”回想起那段日子，莫水生感叹到。
　　然而，比起自身的辛苦，莫水生更苦恼于工作上的难题。
　　有时，他兴致勃勃地组织群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村民们却面露难色：“哎呀，吃饭要紧啊，吃不了饭的我不去。”
　　莫水生就想办法。改革开放初期，对熟悉了粗布粗衣或者是洋布洋衫的单一灰暗的中国人来说，一种叫“的确良”布料成为那个年代时尚的代名词。“洋气！”村里面的人啧啧称叹。
　　“当时城里面一些人，尤其是女孩子，很喜欢做裁缝，我就请我的同学，开一个裁缝班，免费教学。”
　　“哎，你学裁缝了吗？明天晚上参加我们的文化娱乐活动！”再组织群众，莫水生底气就足了。
　　“就是要这样吸引他们。”他笑了起来。
　　1987年，由莫水生辅导的新民村文化室，被广西自治区精神文明检查团评为“梧州市两颗精神文明建设夜明珠”之一，莫水生被评为梧州市唯一的“全国先进文化站站长”。
　　“一不小心，得了全国先进文化站站长，这对我的前途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莫水生笑着说。
　　文化圈里的地产商
　　1993年，莫水生告别了十年“单打独斗”的文化站工作，调到了郊区（现长洲区）文化馆。从一名农村青年正式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莫水生实现了在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他不知道，这并不是命运中唯一的改变。
　　上世纪90年代初，梧州市兴起了一股全民办实业的大潮。“几乎每个机关部门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办实业。”
　　当时，虽然文化馆的办公设施要比文化站“好很多了”，但仍然是一穷二白。50平方米的办公室，9个人一起工作，“连个电话都没有”。正因为这样，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唐秉良交给莫水生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抓“以文养文”工作，解决文化经费不足。
　　他找到莫水生：“我知道你在文化站里面鬼点子是很多的，你看看，把你的聪明才智用我们文化馆看看管用不管用？”
　　面对这个局面，莫水生困惑了。文化馆是众所周知的“三无单位”——无权，无地，无钱。当时跟“文”搭得上边的几家电子游戏时和桌球室都面临倒闭，再增加是不可能了，怎么办？但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让他深受启发：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