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愫方_论《北京人》中愫方的文化依附心理及生命价值的消解

　　摘要：愫方是《北京人》中的人物，她是人情美的寄寓者。追寻作者的创作足迹，借助戏剧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人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批判了旧的时代与文化，但在愫方的身上明显流露出对旧文化的依恋与执迷，这一时代的文化正在走向毁灭，而人物带给人的心灵震撼正缘于这一矛盾的体现。
　　关键词：《北京人》 愫方 文化依附 生命价值 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愫方是曹禺戏剧《北京人》中的人物，对于这个人物，不同的文学史家的观点是大致相同的，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说：“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拥有博大而丰厚的爱与坚韧精神。”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说：“愫方这位女性形象，让她受苦受难的灵魂在周围的黑暗中闪烁出光辉……在愫方那富有人情美的忧伤而坚韧的闪光灵魂中则倾注了作者的审美理想。”正如作者在剧中所说：“（她）是一个异常丰厚博大的精神世界”，“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她把她‘慷慨’的爱施于每一个人”。钱理群在《大小舞台之间》中说：“愫方正是曹禺心目中的‘博大的诗人’，是剧中惟一对‘活着是为什么呀’这个问题有了自己明确的回答的人。”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剧作家塑造的这一形象是美好人性与作者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那么，剧作家为什么要塑造愫方这一人物，她在剧中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要准确把握这一人物形象，就要把她放到剧作家所创作的戏剧整体中去考察、去分析。在1933年到1942年的十年间，曹禺为中国现代话剧奉献了五部堪称经典的剧作，即《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通过这五部剧，为我们塑造了蘩漪、陈白露、金子、愫方、瑞珏等女性形象。曹禺说：“《雷雨》对于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剧作家正是借助于戏剧中“雷雨”式的剧情结构以及剧情中人物“雷雨”式的情绪，来表现人对自我命运的不可把握，表现人的生存困境。“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剧中的人物都在周公馆这口枯井中做着困兽一样的挣扎，但他们对自身所深陷的窘困境地，无论怎样挣扎最终都难以逃脱失败的结局，表明了作者对宇宙间人的未知命运以及不可能把握的不可知力量的无名恐惧。但这种人生的困境不是来源于人自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由此延伸而成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生存困境我们可以称之为“它困”。
　　《日出》的戏剧场景由家庭转向社会，表现了现代都市的两个典型环境：高级旅馆和三等妓院。剧中的人物被分成“不足者”与“有余者”两个对立的世界，无论是“不足者”还是“有余者”，他们的命运都被一种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力量支配着，他们处在“被捉弄”的地位。如果说《雷雨》表现的是“人的挣扎”的困境，那么《日出》开掘的则是“人的被捉弄”的困境，这同样是一种“宇宙的残酷”。而《日出》中主人公陈白露独身来到大都市，并没找到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而她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方式，桎梏了她，这是人的生命的自我剥夺，是被曹禺称为的‘习惯的桎梏’为生活的‘自来的残忍’”。陈白露是被她所厌倦了的但又不能摆脱的生活方式毁灭了，这样的生存困境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困”。
　　《原野》是“生命的蛮性”与“复仇”的命题，仇虎“从地狱逃回复仇”。但焦阎王突然去世，剩下了瞎了眼的焦母、性格懦弱的焦大星和在摇篮中的小黑子，这样仇虎的复仇失去了对象，戏剧由人的外部行为转向引发人的内心矛盾，当仇虎杀了焦大星与小黑子，实现了真正的复仇后，他却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有罪感”，陷入了自我灵魂的分裂与挣扎。剧作由对人外在命运挣扎的探究转向了对人的自身灵魂挣扎的探究。作者说：“（它）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反悔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仇虎复仇的目的实现后，终未能跳出由自我心灵所构置的人生困境，他灵魂的挣扎与分裂正是其人性“自困”的体现。
　　结合对前三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剧作家一直在探寻着人性，探求着人的生存困境、人的生存价值及意义。1940年创作的《北京人》也没有改变作者的追求与创作倾向。《北京人》写的是北平曾氏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写曾家三代“北京人”的人生追求与生存境遇。封建礼教是曾家赖以生存的精神维系，但在经济与权势的衰落中，其威力也正在逐渐丧失。家庭中翁媳勾心斗角，夫妻性情不和，姑嫂互相倾轧，儿子出走，第三代人对家庭深怀不满，致使整个家庭矛盾丛生，危机四伏。除了外在环境所形成的“他困”之外，在主要人物身上，也凸现出“自困”的表征。
　　在这部剧中，曾文清和愫方是曹禺倾心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他们的精神生活与命运构成了戏剧冲突的主线。曾文清是曾家的第二代，出生于书香门第，儿时因绝顶聪明获得了“神童”的称誉，他生活中大多时间用来下棋、赋诗、作画。他“温文有礼”、“清奇飘逸”、善良温厚，时常“凝视出神”，因长期受封建文化的熏染，腐蚀了灵魂，失去了周冲、仇虎那样的生命欲望、追求与活力，陷入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沉滞、懒散之中。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人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被吞噬了，举止言谈都带有几分懒散模样，眼睛时时流露出失望的神色，神情悲哀沉郁，婚后生活的寂寞与龃龉，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而走向自暴自弃，沉溺于**的嗜好摧毁自己。在剧中，曾文清成了一个生命的“空壳”，一个“精神上的瘫痪”者，灵魂里不但失去了精神的追求，而且已经没有了精神的内容。事实上，他已经成了“行尸走肉”，成了一个“空”的生命符号。这样一个“生命符号”，其实也是一个丰富的老北京的文化载体，体现的是老北京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习气，整日生活在无聊的寂寞中，只有靠写写诗、作作画打发日子。他作画、赋诗，都体现出作为一个老北京文化符号的特点。如果说曾皓是封建家庭权势与精神统治的代表，那么曾文清则是被旧文化所吞噬无法走出“自困”的人。
　　愫方是旧时代的女性，她性格善良温顺，源于家庭文化的浸染，身上保有封建士大夫文化的习性与遗风。她出身于江南的名门世家，身为名士的父亲死后，母亲也离开了人世。按照母亲的遗嘱，姨母派人把她接到北平姨母的家里，从此长久地安顿下来。她的性格带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体现着士大夫文化特征的“哀静”，脸色苍白像一片明静的秋水，内心又蕴涵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心地宽诚的人面前，丰富的心灵坦露无余，不加粉饰。但她内心幽郁，眼神沉滞，用缄默压抑着内心的苦痛与哀怨。她孤苦伶仃，寄人篱下的生活境遇使她形成了惊人的忍耐力，一切痛苦和哀怨都深埋心底，只有在与文清偶尔往还诗画时，才流泄出一点抑郁。在姨母家中，面对表嫂思懿言语的刻薄，她只是静默、哀婉、抽咽，多了一份女子缄默的阴柔。而她对老太爷曾皓不分昼夜的照顾，为瑞贞未出生的孩子预备衣服、体现了她的“温厚”、“慷慨”，不顾自己的幸福与健康，爱抚着与其一样不幸的人们。她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听陈奶妈的劝说把自己嫁出去，即使“给人填房都好”。我们只能从另一方面来解释，曾皓是这个衰落世家的精神象征，瑞贞未出生的孩子代表着曾家的未来，也是这一世家文化传承的延续，所以，愫方的所为，正是她从自我的付出中寻找与这一文化心灵上的契合，并从心理上得到这种依附文化的慰藉。这一点从另一方面也可得到印证，当思懿把她介绍给袁任敢时，未见到她对此事有任何的心迹表露，想必袁博士是不合她的心意的。为什么？她深浸其中的是封建世家的文化传统，袁博士所拥有的是新时代的思想及文化，这是两辆走在不同道路上的车，不可能有共同的志趣与爱好，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一没有结果的结局，正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她受旧文化熏染的程度之深，她根本无法从心灵深处摆脱对旧文化的强烈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