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举例

强制性制度变迁、意识形态与经济绩效

—— 一个关于中俄改革分析的模型框架

岳 永*

(西安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710069)

【摘 要】：本文用中俄两国当前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取向的差异代替了以往“激进—渐进”

的两分法。并引入博弈论对中央政府取向与（民众）意识形态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得出

了符合现实的逻辑模型，解释了中俄两国改革过程中绩效差异的原因，并依据模型对我国

未来改革取向做了尝试性的预测。

【关键词】：强制性制度变迁； 政府取向； 纳什均衡

1．引 言

中俄改革路径比较的研究，一直是转型经济学关注的热点。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

和经济危机，使以推行“休克疗法”著称的激进改革派及其支持者一度趋于沉寂。然而从

1999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机，200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居世界第一，GDP增幅

达8.3%。2001年在全球经济蓑退的形势下，俄罗斯经济仍保持了5.8%的大幅增长。随之同

在的是：中国从90年代初开始经济增长率的逐年下滑，即使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积极的财政

政策及其相应的货币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下滑的长期趋势仍未得到有效的抑制。①

与此同时，理论界对以中国为典型的渐进改革和以俄罗斯为典型的激进改革进行了广

泛的讨论。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孰优孰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国际以及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两

种截然相对的意见。一种是以斯蒂格利兹（Stiglitz，1994、1999）、默西米兰(Mcmillan，

1992)、诺顿(B.Naughton，1992、1994)、钱颖一（1994）、许成钢（1994）、林毅夫（1993、

2002）、张军（1997，1999）、樊纲（1991，1993a、 1993b）、盛洪（1991、1994）等为代表

的渐进改革的支持者，他们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经济绩效作为他们的观点支持，过多

的强调了改革的稳定性和短期内改革成本的降低，而忽略长期经济中成本—收益对称的基本

原则；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下降的趋势未予以应有的重视。而另一种是以萨克斯

（Sachs，1993、1994、2000a、2000b、2001）、胡永泰（2000 、2001）、杨小凯（2000 、

2001）、科尔奈(Kernei，2000)等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虽然近年俄罗斯经济复苏的迹象使

其观点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撑；但面对近十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现实，他们的辨驳是乏力的

（曲振涛、刘文革，2002）。

显然，争论中优劣势的决定与中俄两国短期内的经济绩效直接相关。但是，从制度经*作者通讯地址：西北大学经济学系 ，邮编：710069，E-mail:yueyong@sina.com。本文写作过程中

得到了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杨小卿副教授、范王榜副教授、王小龙副教授的热心指导；同时也得到了北京大

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姚洋教授、施建淮教授，及梁捷、洪昊、罗波等同学的热诚指正和建议，

特此感谢！当然文责自负。同时，本文曾作全国经济学基地第二届学生研讨会（2002，武汉）提交论文和

作为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2003）参赛论文，特此声明。

①2001年增长率的反弹应源于9〃11后全球经济衰退中经济中心向中国的偏移相关；而2002年增长的攀升

应是入世后我国贸易额激增的拉动，都有一些偶然性因素影响。并且这两年的增长率反弹与90年代中后

期以来我国高额的财政投入拉动及其滞后效应相关性很大。

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言，争论双方仅凭短期内现象归纳出变革路径的孰优孰劣的观点是值得

怀疑的。制度演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仅凭短期内制度绩效的差异断定长期制度绩效的

差异是缺乏逻辑基础的。并且这样的做法会使我们陷入波普那种“你想证明它，那你就一定

能证明它”的归纳法的误区。 因此，本文仅打算从规范分析的角度，从逻辑上给出一个研究转型经济的模型框架，

并用现实的经济绩效对其进行验证。

2． 两国中央政府取向的差异

仅仅简单的把中国的改革定为渐进，将俄罗斯的改革定为激进是不确切的。为此吴敬琏

（1994）也提出，不能用“渐进论”来概括中国的改革战略。宋承先（1995）也提出，中国

的改革是“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林毅夫也借用“小爆炸”（mini-bang）来形容中国改

革。与之相反的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索布哈克博士1995年3月22日访问上海社科院

时认为，俄罗斯改革比中国保守。经济学家阿斯伦得（1993）甚至用“俄罗斯经济变革的渐

进性”作为论文的题目（转引自张军，1999）。

一般观点认为激进改革的核心内容即是实行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

在经济各个领域快速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变。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实施渐进改革的中国除与之物价政策——“双轨制改革”与之相反

外，其它各项指标我们很难在同一量纲下比较。对于“快速”“短时间”的不确定描述，我

想不足以作为二者区别的基准。并且俄罗斯也并非在各个领域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因此上，

本文不再采用以往“激进—渐进”的两分法。

无论以前所谓的渐近改革还是激进改革，均为政府主导下以市场为取向强制性制度变迁

（胡汝银，1992 ），并且改革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盛洪，1994）。因

此两国改革唯一可能存在的差异就是由中央政府在同一目标下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

差异所引致的两国中央政府取向的差异。同时由于政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主导性，则为

政府根据传统及其现状进行不同的取向选择奠定了可能性基础。

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东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思想长期在俄罗斯文化和人们的思

想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中央王权传统上一直是俄罗斯国家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和国家发展

方向的主导者。从彼得大帝到叶利钦，俄罗斯的社会变革一直无法摆脱自上而下的传统（黄

永鹏，2002）。叶利钦时代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基瓦在为政府献策中也写到“对于一个平

凡的俄罗斯人而言，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们对财富的观念，对社会差别

的观念，是很淡漠的。强大国家的观念、强大军队的观念、爱国主义思想仍然具有很大影响

力。”（转自罗伊·麦德维杰夫，中译本，2000），但在苏联解体的同时，俄罗斯国家政权的

多数机构实际上均被摧毁，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产生动摇。因此，在叶利钦时代及

普京时代，俄罗斯中心任务即在于恢复国家权力机器（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只能

随着国家权力机构的恢复而慢慢向前推进（B·马乌，2002）。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双

重要求决定了俄罗斯走上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性。

而在中国传统中，自上而下的国家变革很少能够成功。国家危机的解决多数情况下是通

过自下而上的起义或革命而最终缓和或解决。无论历史上的政府，还是我们当前的政府，从

西汉贾谊的《治安策》到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论断，其无论一个朝代初期的“休养生

息”还是末期高税率的政策，始终以维护现行政府的控制力和现有体制的长治久安（严格意

义而言，控制力只是稳定性的条件和目标），以及维护政府赖以生存的利益集团的长期利益

为目标。尤其90年代初以来，以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论断为基础，贯穿了多数我们的

中央文件和国家政策。并且在“稳定、改革与发展”的词序中，稳定是第一位的。中国政府

在近年来驻南使馆被炸、撞机事件、南中国海问题及国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小煤

窑问题等事件上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都证明了这一取向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俄罗斯一样，

中国现状（国家主权问题、民族问题、地区差异，收入差距等）的复杂性和历史传统的双重

要求，决定了中国走上以社会稳定为取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因此本文从长期历史经验和现实归纳中提出：

（1） 俄罗斯改革是以制度建设为取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2） 而中国改革是以社会稳定为取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用以取代以前“激进—渐进”的两分法。

3． 概念界定及假定

1． 制度（rule and regulation，简写

为R）。本文中制度仅指中文传统意义上的制度。即可阐述或明文规定的正图1 式规则。是人们对现实问题用理性加以限制或规范的工具，是理性设计的结果，可以一夜之间被改变。也即诺斯所言的正式规则，哈耶克所言的“建构理性主义”的产物（哈耶克，中译本，2000）。在本文中，制度一） 般仅指中央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其它规则。其变迁是非线性的在

意识形态周围呈跳跃状（如图1）。

2．意识形态（ideology,简写为I）。即观念，包括哈耶克所谓的本能（哈耶克，中译．．．．

本，2000）和Michael Polanyi在《Personal Knowledge》中所提到的通过后继学习而获得

的支缓意识(subsidiary knowledge，转引自汪丁丁，2000)。其变迁具有弱弹性。但在与制．．．．

度之间的空间较大的时候，会呈现出非线性连续状态向制度逼近。

3．本文中认为，现存社会秩序是（中央政府）制度与（民众）意识形态博弈的产物。

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致被称为纳什均衡（青木昌彦，中译本，2001）。由于在计划经济条件

下存在中央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合作性博弈，长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保证了这一合作性博弈在中

俄改革初始条件下的信任递延（或者可以称路径依赖）。这种信任使得在此条件下纳什均衡

是帕累托最优的②。帕累托最优与经济绩效正相关。因此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任何形式的靠近

都是向纳什均衡的临近，与社会稳定正相关，与经济绩效也正相关。

而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靠近则意味着纳什均衡可选择集减少，即博弈空间(game domain，

也译作博弈域)的减少。因此本文假定，在改革初始条件下，博弈空间与经济绩效负相关。

即博弈空间越大，经济绩效越差；博弈空间越小，经济绩效越好。其实这一点斯密在300

多年前已经论述：“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

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

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触，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

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转自青木昌彦，2001）。 ② Harsanyi和Selten的“风险占优”理论提出了博弈并不总以帕累托最优均衡结局作为其合理预测。但

在博弈双方在由合作性博弈向非合作性博弈转化过程中信任递延的条件下，在改革初期帕累托最优则会成

为一种必然。但如果博弈过程中有一方信任的缺失，则可能导致没有纳什均衡的博弈发生，从而背离帕累

托最优；并且最终使博弈必然陷入“囚徒博弈”的纳什均衡困境（参见施锡铨，2000；谢识予，1999）。

4． 分析

4．1、在中央政府以制度建设为取向条件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的首要任务是 构建新的制度体系并维护其新建制度体系的权威性，其它诸如社会稳定之类的目标只能成为后继选择。这种 方式下，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会出现

较大的博弈空间，并且由于民众意识形态的弱弹性，在短期内会存在中央 府制度设计与民众意识形态之间的对 峙状态（如图2中B→D的时期内）。

于是会带来社会秩序短期内对纳什

） 均衡（制度与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偏 离，因此制度变迁后继的一段时期

内，经济绩效的低下是不可避免的。

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以来，除了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外，

经济一直大幅下滑，并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截至1998年，俄罗斯GDP累计下降近40%，超过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GDP缩水25%和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的30%（曲振涛、刘文革，2002）。少数新兴资产阶级在改革中获益，掠夺了大量国有资产，聚敛了巨额个人财富，广

大民众的生活每况愈下，贫富悬殊、社会腐败等问题严重困绕了俄罗斯。总统、内阁、议会

矛盾重重，联邦对地方政府控制力下降，以至引发诸如1993年10月叶利钦炮打白宫，90

年代后期车臣危机、以及近来莫斯科“人质”事件等的发生。

但随着混乱之中意识形态向刚性制度的非线性逼近，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博弈空间的

缩小，二者的博弈结果就会向帕累托效率的纳什均衡逼近，实现经济绩效的正向好转。与之

同时的是，制度框架构建的完成并与意识形态实现长期帕累托效率的纳什均衡，从而实现经

济长期持续高速的增长。特别是普京政府执政以来，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强化

政治秩序并稳定政局。尤其是在处理总统、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三者之间关系，使三者之间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并同

时改革财税体制、加强中央集权、增加政治经济领域的透明度、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反贪

污受贿和官僚主义，在制度建设和维护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与之同时的是2000年俄罗斯

GDP增长8.3%，在2001年全球经济下滑的形势下俄罗斯仍保持了5.8%的高增长率。正如普

京总统所言，俄罗斯只有重振国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与俄罗

斯的现实有机的结合起来，俄罗斯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普京，2000）。

4．2、在中央政府以社会稳定为取向条件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现有经济环境及政权的稳定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进行制度建设。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中央政府必须起到制度建设的核心作用，但

是一旦制度目标与稳定目标发生冲突时，

中央政府则会决定放弃其新建制度而选择社会稳定的目标。这是以社会稳定为取

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 在此条件下，政府若发现新建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空间过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对于社会稳定的偏好就会使其放弃对新建制度权威性的维护，而选择社会稳定出现类似于图2的变迁模式。由于在A′，C′，E′点制度运行与意识形态已有了相当差距，二者之间博弈空间的存在已足以引起社会微小震荡。在此种条件下，偏好社会稳定的政府会放弃原来制度建设的目标，选择对原有制度目标的适当偏离或部分放弃，向意识形态妥协（逼近），从而达到缩小制度与意识形态博弈空间，实现向纳什均衡逼近的目的。因此，社会稳定取向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短期内博弈中存在由合作性博弈向非合作性博弈转化过程中信任递延（或者可以称路径依赖），博弈双方会对帕累托效率的纳什均衡的逼近，经济绩效将会明显优于以制度建设为取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同时，这种制度变迁方式，还可以降低制度设计失误的成本（如图4）。当中央政府错误的选择了制度R时，政府为避免由于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较大的博弈空间而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则可会允许实际制度对设计制度的偏离而选择R′。于是有：

bb⎰a(I-R")dt

绩效是明显的。1978年以来家庭

价格双轨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

制的实施、乡镇企业的兴起及经济 图4 特区的高速发展是源于中央政府

对其既有体制的部分放弃和修正，使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博弈空间缩小，从而使现实经济状况向纳什均衡逼近而产生的良好的经济绩效。③

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由于在制度变迁初始状态，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较小的博弈空间时，社会稳定取向的政府由于缺乏对时局有效控制的信心，而对政府与民众一致行动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从而背离了新建制度的刚性而选择了社会稳定。此种方式在短期内由于博弈双方存在由合作性博弈向非合作性博弈转化过程中信任递延而保持了帕累托效率；但就长期而言，由于政府对制度刚性的持续背离必然会引致国家政权及其法律、法规权威性和义理性的丧失，而使中央政府控制力受到危胁，二者之间循环累积，使政府与民众之间也彼此失去了最初的信任。长期以往，不但会背离最初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甚至使社会最终陷入 “囚徒博弈”的非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类似于经济上纳尔逊“低水平均衡的陷阱”，Nelson, “low-level equilipium trap”,转自谭崇台，2000）之中。从而使社会存在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使得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改革却导致了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从而和改革取向发生冲突。

这正是缪尔达尔1970年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所描述的南亚地区的“软政权”现象，“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和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有势的人们串通一起。这几种行为模式相互关联，其含义在于因果循环中彼此放任或者甚至彼此造成的累积效应„„没有更大的纪律，便没有 在曾经许多学者的观点中，一直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应为诱致性变迁的典型。这一论段忽视了当时计划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经济环境，在当时条件下，没有政府对原有农业制度、企业制度的修正和部分放弃，诱致性变迁的发生的和发展均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成功与中国政府对原有计划体制推行强制性变迁是分不开的，其变迁的诱致性只是其改革成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③

多少迅速发展的希望，而这个纪律没有通过强制手段来推行则是不会实现的”（缪尔达尔，中译本，1970）。在今天的中国，也似乎布满了这种影子。因此在为了维护暂时稳定的改革与这种改革所带来的不稳定之间，中国政府还需要谨慎选择。90年代以来经济增速逐年递减同时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给了我们足够的提醒。

5． 结论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俄罗斯以制度建设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由于短期内对纳什均衡的过大偏离，社会不稳定因素导致较差的经济绩效是必然的。但从长期而言，这种改革迅速的建立以宪法政治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护了私有产权和市场自由，为经

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并为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在长期博弈中自我演

进，提供了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制度建设原则。

而中国政府以社会稳定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由于对短期内存在由合作性博弈向非合作性博弈转化过程中信任递延，对制度刚性的放弃达到了制度与意识形态博弈的纳什均衡，从而得到改革初期较好的经济绩效。但从长期而言，这种对制度刚性的放弃必然带来严重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最终会引发社会更大范围的矛盾激化和不稳定，为了稳定的改革带来了更大的不稳定。同时这一取向的改革伴随着中央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从而使随着改革深入改革成本激增而收益更加不确定，从而步入改革深水区而面临危机。

当然，中俄改革取向的选择都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两国中央政府也都基本实现了自己的取向目标。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经济绩效的差异而轻率的褒此贬彼。就如当今中国，由于面临过多的主权问题、民族问题等一系列一次性博弈的现实，任何一个问题的爆发都将是中国政府面临无限的成本，因此就目前而言，稳定仍是无可指责的作为政府的首选目标。

但是随着中国当前以稳定为取向的改革的进行，改革将不可避免的带来更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如腐败、收入差距）。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改革取向，重新做出选择。仅从历史经验而言，随着一些内外矛盾的相对缓和，中国政府应该有也完全有能力像俄罗斯一样，从基本制度深层入手进行改革。从而使中国经济在短期震荡之后再次持续高速

④增长，但就改革的时机选择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本文将中俄改革纳入同一模型，在中央政府偏好差异的条件下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符合现实的结论；并在尝试将博弈论引入制度分析中做出较大的努力。但是像本文开始所提到的一样，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过程，即使逻辑的推导和现实的验证现在同时成立，我们仍不能武断的确定将来一定如何，因此本文也仅仅是一个尝试和假说。

【参考文献】： ④ 因为这一问题的确定，在多数情况下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认识程度。就如林毅夫与杨小凯近来关于宪政改革的争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要素分析方法与新兴古典组织（制度）分析方法的冲突。但就笔者个人观点而言，杨的观点似乎更能让人容易接受。因为就转型期制度不断变动的中国而言，基本上不存在新古典假定的制度给定的前提假设。详见《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林毅夫，2002）和《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萨克斯、杨小凯、胡永泰，2000a）及 《后发劣势》（杨小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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