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你的后盾 大学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导师和技术创新的后盾

　　 　　徐金梧：1949年4月生，浙江宁波人，197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6月参加工作，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在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读大学本科；1976年12月至1978年9月在浙江宁波动力机厂担任技术员；1978年9月至1981年5月在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读硕士研究生；1981年5月至1983年9月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83年9月至1988年12月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1月回北京科技大学工作，1993年4月至2004年6月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2004年6月任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校长。1995年入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早在80年代初，他就开始从事设备维修策略、故障诊断技术研究。在德国留学期间，发表了多篇有关模糊诊断方法的研究论文，受到同行的好评。1989年回国后，主要从事信号处理、故障诊断理论与方法、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研究，承担了20余项国际合作项目、国家攻关项目以及企业合作项目，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出版专著、译著6本，发表论文近百篇。现担任《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主编。
　　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提出了非线性信号处理方法，小波分析方法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基于快速图像处理方法的表面缺陷误识别技术以及基于小生境和局部寻优的遗传算法。开发研制的分布式在线监测系统以及远程诊断系统，成功地适用于大型工矿企业。
　　近十年来，他共培养了10多名博士生以及十余名硕士生，开设了“模糊诊断方法”、“图像处理方法”、“人工智能原理及应用”等研究生课程。
　　
　　高校科研如何走出“象牙塔”，与创新的主体企业联手共进？这些年来一直是高等院校和企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科技界密切关注的问题。11月3日，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成立，可见“产学研结合”在我国科技创新事业中的地位日渐提升，其贡献也必将愈发重大。近日，本刊记者围绕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结合”问题采访了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原高效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徐金梧教授。
　　记者：对于企业如何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真正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社会各界给予了莫大期望。十七大召开后，这个和声更加强烈。我想请校长从历史的角度谈一下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与学校之间的渊源。
　　徐金梧校长（以下简称“徐校长”）：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都跟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因为英国教育的发展，使得整个民族能达到一个很高的素质，才会有工业革命，以英国为首的一些工业国家才得以兴起。
　　十九世纪欧洲国家的兴起，首先得益于德国洪堡博士提出的办学理念，他提出大学的三个功能：教育、科研、服务，他开启了德国大学的一个辉煌的世纪。那时候，世界一些领域里的主要科研成果都来自德国，有近一个世纪之久，德国都在引领着世界科技的前沿。
　　再比如美国，是以斯坦福为首的大学群体引领着硅谷的兴起，美国的信息产业才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说，大学在民族创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中国，现在该好好反思一下大学如何在民族创新中找准自己的地位。
　　记者：现在国家提出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那么我们大学在自主创新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大学在企业的创新中如何发挥其作用呢？
　　
　　徐校长：中国大学在自主创新中的定位上应该是创新的源头。因为大学提出一些创新的理念、技术，被企业所接纳，使得整个产业因此而向前发展。反过来，企业又来支持学校的发展，这又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实际上，历史上很多国际知名大学的发展跟民族创新的步伐都是同步
　　记者：可不可以说是大学在引领着企业甚至行业的创新与发展？
　　徐校长：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前些时候，我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很快，但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引进技术，我们只进行委托加工，很少有我们自己的技术。就钢铁行业来说，前几年我们还在不断的从国外引进技术，后来我们反思，我们能不能自己来做？能不能自己进行创新？经过几个回合的沟通与努力，我们现在已经基本能做到这一点了。
　　记者：是呀，目前，钢铁方面我们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了，很多产品都大量出口。
　　徐校长：现在，中国钢铁年产量是近5亿吨，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很多产品出口，但有一些高端的产品我们目前还需要引进，所以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需要我们与钢铁企业互相支持与合作，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当企业有所需要时，怎样来引领企业在技术源头上来解决问题。
　　记者：说到这就到了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产学研结合上面来了，提到产学研结合，研究型的大学、国家重点院校好像都在搞，对此大家都津津乐道，也都有所成绩，可是对于一些地方性的非重点大学来说，可能他们根本还没有着手去搞，或者说没有机会去搞，也不知道怎么来搞，我想这对于他们和企业来说都是一种不小的损失，因为他们的手里一定也掌握着很多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却得不到应用与转化。
　　校长您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产学研结合这条路的开始、发展与进步，所以我想请校长就自身经验来谈一下，产学研结合到底怎样着手去搞，当中又是如何处理好各个方面的事情的？
　　徐校长：我国搞产学研结合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个人认为：我们搞产学研结合，需要在多个层面上的各个方面进行对接。
　　首先，领导面上的互动。企业方面一定要明确其发展需求，使大学了解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我称此为需求分析，即在需求层面上，大家一同讨论：一方面，企业都有哪些方面的需求？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发展的重大需求，方向性的需求，而非小层面上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大学里面有哪些成果可以转化到企业，为其所用？
　　然后，是技术路线的定位问题。在高层达成共识后，明确下一步企业与大学的分工，企业做什么？大学做什么？这时，学校科研人员要与企业主管部门进行对接，了解其技术需求的细节问题。能够实现完全对接并非高层有共识就万事大吉了的，你高层有了共识，下面无法操作怎么办？所以，这一层面强调可操作性。在这一层面的对接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问题，反馈给高层领导，这样，企业领导会更了解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学校领导也能更准确的分析出企业下一步发展的需求，为企业下一步该如何发展提出引领性的建议。
　　记者：您是说，学校有时比企业更知道他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徐校长：不是有时，是必须，学校必须走在企业的前面，早于企业知道发展方向。我们的教授需要了解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世界上的最新动态、最新发现；了解整个行业、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学科研必须领先于企业，才能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产学研合作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体制、机制上面的问题。在体制、机制上大学与企业一定要同步，如不同步，合作就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记者：就刚刚您谈到的这三个方面，您能不能就北京科技大学自身的实际来谈一下呢？
　　徐校长：在领导层面上，我会带领我们的科研人员与合作企业的领导们进行定期的会面。此外我们还有组织上的保障：北京科技大学――钢铁企业科技合作组织，我们每年都会开一、两次为期几天的会议，大概会有四十多家钢铁企业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企业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等都会参加来与我们共同探讨问题，由企业提出其问题与需求，然后，我们把下一步要做的事情进行沟通。
　　
　　在技术细节层面上，我们的教授、项目科研单位等会在项目完成后进行回访，以了解企业还存在什么问题？
　　记者：这样做也是在为企业把脉吧？
　　徐校长：实际上，这是一种后续服务，是对前面工作不足的弥补，同时，通过回访，可能会发现更多企业发展中的需求，是下一步合作的起点。
　　在体制、机制上，鉴于大学教授以个体形式服务于企业的局限性，我们去年成立了冶金工程研究院，在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整合多学科资源，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队伍。冶金工程研究院是把我校的多学科优势、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学术成就整合起来，而且这样一来不只是一个教授在为企业服务，而是一支科研队伍在为其服务了，这种体制非常适合于企业的需求，企业希望的是一整套技术所有的环节都能打通，而不是说，大学教授做了其中某一段，其他的就没人管了，它是一整套的技术，通过多学科整合，打通企业创新链中所有的环节。
　　记者：我们这种机制好像与其他学校一般的科研单位都不同，我想，这为其他科研单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当然，要在有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条件的前提下。
　　刚刚您谈的这些，对于很多学校、企业未来发展都是一种指导啊！那么，对于刚刚我提到的地方性大学搞产学研结合问题能不能请您提出一些建议呢？
　　徐校长：对于产学研合作我想我们应该考虑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大学都适合搞呢？
　　记者：我想，应该不是的，这个需要大学自己来定位吧。
　　徐校长：就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有很大的一块适合搞产学研合作的空间没有很好的去做，也就是大学与那些中小型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合作，事实上，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但研究型大学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又比较远，这个空白，我想就应该由一些地方性的大学去填补、去占领。这样在整个产学研合作体系上形成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不同衔接的合作，来全面推动产学研合作。
　　记者：大家互相找好自己的合作对象。
　　徐校长：是的。研究型大学要有自己的定位，不可能做的很多。地方性的大学应积极与那些非常有活力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共同发展。
　　记者：非常感谢您这么有指导性的建议。还想请教一下校长，国际上科技发达的那些国家，他们是怎么搞产学研合作的？
　　徐校长：实际上，国际上比较传统的一些知名大学是不搞产学研合作的，他们只对企业进行一些咨询性的、兼顾性的服务。
　　记者：是因为他们企业本身的科研力量足够强大吗？
　　徐校长：是的，他们的企业本身就有研发能力非常强的研发机构，比如美国的贝尔实验室。我们中国企业发展起步晚，自身研发力量弱，所以需要与大学联手，共同发展，才能很快的赶上前来呀！
　　记者：目前，有好多教授都是以发表论文、成果评奖作为其研究的目标，今后是不是该多到大学科技园里面去，多花些力气在研究成果转化上呢？
　　徐校长：大家要记得，大学教授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学生。论文、成果评奖是衡量一个教授学术水平的重要方面。大学里，始终大部分人，他们的主要精力是用来培养学生的，他们的科研是去探索新的现象、新的基础理论的突破，这种成果并不能马上转化为生产的。
　　另有一部分人，把学校前端技术转化为到企业，去搞产学研合作。
　　另外，大家也许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我们有些教授是到科技园里去服务于企业的。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科技园与大学之间要有一些桥梁连接，但在人员上、产权上要分清楚，就好像有一条河隔在中间，要通过桥梁来进行沟通，而不是教授都到大学科技园去兼职，我们是给在孵企业的在技术上的支持、服务，学术上的支撑，仪器、装备上的帮助。
　　我们教授在大学科技园方面的主要职责是，帮助企业研发最核心的技术，即在最核心的技术上帮助企业自主创新，把原产品链上一些低端的东西通过核心技术的更新变成高端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说，把机床改造成数控机床，我们只对核心部分“数控”进行改造，它就可能变成数控机床了，以后还可以不断更新，床身、刀架等其他的东西都不用改或是不用我们来改。
　　记者：我们只做核心的，其他的都迎刃而解了，要不怎么说我们是自主创新的源头呢。
　　徐校长：对。
　　
　　记者：关于大学教授们的工作，我想问校长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就是您怎样看待大学教授创业问题？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徐校长：这确实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很矛盾，我自己也很矛盾，所以不能单纯的回答我是支持还是反对。
　　从国外的一些情况来看，比如美国，大学技术成果的转化，有两种渠道：
　　一种是申报专利，企业买其专利，得到使用权，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技术成果转化，同时大学方面得到相应的回报，但大部分是要回报给学校的。
　　另一种是教授或研究人员在科研中发明了新的技术，如果认为非常有发展前景，那么他就离开学校，自己去创建企业。
　　在德国，有些大学里，教授在不影响其本职工作的情况下是可以自己在外开公司的。有些大学就不允许，教授只可以做技术咨询层面上的一些工作。
　　我们在看待大学教授创业的问题上，第一，制度层面上要保证履行其自身的岗位职责，第二，知识产权上，是否清晰，把学校里大家共同产生的技术占为己有是绝对不允许的。产权上如果没弄清晰的话，很容易引起矛盾。
　　在上述问题都没有矛盾的基础上，我们的教授适度的去创办企业，还是可以考虑的。
　　记者：看来这个问题上，矛盾是多方面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徐校长：对。
　　
　　采访后记：采访回来的路上，我思考着校长说的话，深深感到：我国自主创新的起步，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已晚了很多年。今天的成就，是用几代人的青春、热血、意志、艰辛和不懈追求换来的。
　　陪同一起去采访的同事说：“校长的头发是染黑的。”我回忆着，想起了校长头顶花白的头发，还有他已近六旬的年龄。校长一生都在为国家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奔波劳碌，然而今日的他，风华依旧，他领导着学校和莘莘学子全速攀登科技颠峰。“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在我们为着昨日成绩大唱颂歌时候，也应清醒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如今，科技工作者肩上的担子，重于泰山。昨日收获，今日欣喜，都该是明日前进动力，科技兴国新曲，需要几代人一生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