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 [第四课,张中行,太阳下的清供]

　　读他们的东西，　　经常使你有一种大凋零的感觉；　　读他们的东西，　　醇厚之中，总觉着还缺点什么……　　张中行老先生的书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一篇篇旧事掌故，很有些古人笔记的味道。怎么说呢？不大像魏晋，那种锋芒毕露的智慧；而是像晚明，有一份沧桑之后的无奈，娓娓道来的平和。
　　只有谈起“文革”的时候，老先生才有点火气。这也难怪，中国几千年下来，大概只有三数个蔑视文人的时期。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个；元朝有“九儒十丐”之说，秀才的地位，还在**之下，也就比要饭的高些，算一个；再一个，就是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文革”时期了。老先生是文人，说起那段日子，心里难免不平，也算不得什么。
　　最初朋友向我推荐张老先生的书，说：“那可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文章每一句话都是有来历有出处的。”就像黄庭坚推崇杜甫的口气。我陆续买来看了，觉得朋友说得不错。
　　这世道，大儒不多了。退一步，张中行，或者还有南怀瑾他们，就显出来了，很可以用“水落石出”来形容。读他们的东西，经常使你有一种大树凋零的感觉。的确，他们算不上大学者，但他们还有着大学者时代的余韵，就像风雨后的晚晴，也是人世间最美丽的风景。
　　对这样的宿儒，从学问的境界上讲，现在已没人有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了。但是读他们的东西，醇厚之中，总觉着还缺点什么。或者，就是宋儒朱熹所说的“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活水”吧。这样的文字，是不动的风景。按张中行老先生的话，应该叫“清供”。
　　张老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案头清供》，讲他的书桌上的几件摆设。所谓“清供”，就是不花钱得来而又自己喜欢的小玩艺。张老先生的清供有三样：大老玉米一穗，看瓜一枚，葫芦一只，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故事，拉拉杂杂，也敷衍成一篇好文章。
　　谈起文人的书桌，最有名的大概是闻一多的那张。诗人的名作，就是《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几乎是逢集必收的。闻先生的书桌上，似乎并没有什么清供，有的只是沉甸甸的愤怒和郁闷。这张书桌，给人感觉，并不是安放文房四宝的地方，而像是一片大草原，风暴滚过，间或夹杂着野兽凄厉的怒吼，让你感到一个书生也有拍案而起的灵魂。而张中行老先生的书桌，显然更具有传统文人的情调，就像是晚秋时节的麦田，鸟雀飞来飞去，啄食着田间遗落的麦穗，落霞满天，渔舟唱晚。
　　这两种境界，主要出于乱世与盛世之别。乱世多拍案而起之作，而盛世则不乏清供的闲情，倒也不必强分个高下。历来所指责的，只是乱世中的清供，像周作人的知堂小品文。仿佛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文人已经失去了逃世的自由；只有在好世道，人们才有闲适的权力。张老先生的案头清供，不过是好世道一个最雅致的注脚。
　　但张老先生可能并未意识到，他的清供，不只三件，而应是四样——加上他自己。这绝非微词，事实上，依照中国传统，人老了，就该是供起来的，而又能清，就是不糊涂不添乱，也就很好了。只是不知道，老先生自己以为然否？
　　老先生最畅销的书，《负暄琐话》及“续话”和“三话”，是最中正平和的文字。“负暄”，是晒太阳的意思。按照老先生“清供”的定义：不花钱得到而又自己喜欢，日光浴不要钱，除了爱美的女士大概人人都喜欢，这种方式无疑具备清供的充分条件。再说必要条件，就是要有闲适的心情。现今的人越忙，就越讲究消闲，印的书虽然多，但能坐着读的倒也没几本———读书，不再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打发时光点缀心情。老先生的“琐话”，说白了就是琐细的家常话，既然是晒着太阳说的，自然也并不要求听众都正襟危坐。这就符合了清供的必要条件。
　　满腹经纶的老先生说“琐话”，而不是板着脸教训人，使人如坐春风，本来这是一种好的不得了的境界。但既为清供，总觉得缺几分活泛，在老人大概也是难免的事情吧。
　　元稹诗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一语道破暮年心态。那位宫女年轻时伺候过唐玄宗，老了，虽然天子已经换了好几个，但一张口还是玄宗旧事，不免一种遗老气。张老先生是讲古的高手，特别是所谈“五四”人物，颇有野史的魅力，本来跟遗老气是不沾边的。但问题出在，文人的通例，似乎总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倾向，认为今天的世道斯文丧尽，而只有自己年轻时才是“郁郁乎文哉”的好时候。然而就今天看，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大儒辈出怎么也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张老先生虽然不薄今，但因此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厚古”，对于旧人旧事，饱蘸深情，终不免缺乏一些冷静的剖析。大概这也是古人笔记的通病。张老先生的笔法接近古人笔记，不觉也就染上了些遗老气。是这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说一万遍，也还是家常话，不脱“春寒赐浴华清池”的路子，说不出“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前因后果，终究不大解渴的。
　　不过，所谓“述而不作”，老先生也许不是不能说，只是不想说罢了。老一辈的学风，往往有清朝朴学的影子，发展到极致，有的老学者，一辈子就出一本小册子，严谨到简直是水泼不进。张中行老先生是有大学问的人，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宏篇巨著，只是以闲适文字见称，大有举重若轻的况味。但学问是藏不住的，总会露出来，引一段经，埋一个典，对于芸芸读者，有时就难免曲高和寡了。把学问注入文章里，张老先生所做，大概没钱钟书先生那么密集，又没南怀瑾那么做作，很得中庸三昧。但一辈子教书生涯的影响，学问中就不免带些方巾气，不是很灵通，损害了清供中的“清”字。
　　再者，人久坐书斋，虽可神追千古心鹜八极，但举目所见，无非书鱼粉蠹，所写文字，也就不出大老玉米看瓜葫芦等“清供”之属，果真应了“琐话”中的那个“琐”字。如果也硬归一“气”，可谓布头气。如今不少作家，为了应付各方频频稿约，被迫连刷牙洗脸也要成篇，说他们是布头气，大概还算是客气的。张中行老先生非此辈可比，琐碎也是琐碎得极雅致，但大老玉米与读者何干？想也是写得多了的缘故。
　　遗老气、方巾气、布头气，晚辈我斗胆总结出这三气，并非当真胆敢坐上“给名人上课”这个栏目，不过是盼望张中行老先生松柏长青的意思。毕竟，全都说好就不那么好了。
　　《案头清供》见《张中行选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
　　责任编辑：邱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