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红色的太阳】橙红色

　　1986年初，本刊曾推出一个崭新栏目：橙红色太阳—关于我们这代人的文字记录。作者梁粱在开场白中开宗明义地宣告：“梁粱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群人尝试为一代人作记录。这一代，无论欢乐或忧伤，成功或失败，追求和奋斗，希冀和梦想，莫不与一个年轻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清晨薄雾中的太阳是橙红色的。真实是这部记录的生命。”这部以口述笔录为主要体裁的文字记录一开始便以亲切、清新、独特的风格令读者耳目一新。
　　1987年底，我们认定“宁缺勿滥、不倒读者胃口”的指导思想，有意中断了“橙红色的太阳”这部文字记录。时隔6年之后的今天，当祖国改革频传捷报且以不可逆转之势继续向前之时，读者与编者的共同呼唤使我们决意要请回这栏目，要把处于伟大变革时代的“关于我们这代人的文字记录”继续下去。
　　袁岳，男，28岁。北京零点调查公司首席研究员
　　我得承认，我当初考大学的主要动机就是不再拿锄把。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是他们的第11个孩子。苏北农村你知道，很穷的。父母期望我大学毕业后能做个官，光宗耀祖。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竟没有遵从父母的意愿。
　　1981年考入南京大学法律系，接着又去西南政法学院读研究生。1988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司法部机关。起初我很兴奋，因为我的工作是搞调查，为领导提供决策参考。干着干着，我的情绪开始低落。为领导提供决策参考，你总得拿出像模像样的调查报告，总得真实客观地反映情况吧，很难。更不用说发表自己的见解了。首先，我们通行的调查方法很陈旧，定性的多，量化的少；解剖麻雀多，覆盖全局的数据少。还有调查本身具有强烈的行政偏向。我搞调查，结论当然应该对我有利。往往调查是一回事，形成报告又是另一回事，这样，许多真实情况就被掩盖了。
　　下基层调查，前呼后拥，回来又不得不憋出一大堆空话套话，写让领导满意的报告，这简直是一种苦役。我想了个偷懒的办法逃脱苦役：把报告做成几种模式，可以互相套用，领导要什么我就有什么，每次不过改个题目，换几个字就行。
　　心灵的苦役却逃脱不掉。我这样混下去，也许三年五年熬个科长处长，让父母脸上有光。可是，这样的官当得有价值吗？
　　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到农村去搞调查，正赶上当地政府年终统计数字。那天我走进一个机关拜访，听到统计局长和农业局长的谈话—“去年粮食产量递增8％，今年丰收，12％有吧？”“10％就不错了，比去年增长2个百分点，留有余地。就这么报。”这个地方的粮食递增数字是在屋里“估摸”出来的！
　　假如这些“估摸”出来的数字一层一层报上去，最后该产生多么大的误差？面对一大堆并不准确的数字和情况，党和国家的最高层又怎样正确决策呢？我感到又害怕又惭愧。因为我也写过许多似是而非的报告。
　　从农村回来，我跑到一家颇有名气的调查机构学习了一段时间。自认为掌握了一些现代调查方法之后，我铁了心要辞去公职，创办一家能够真实地反映民情民意的调查公司。机关里的好心人劝我不要急于下海，因为部里很快就要分房子了，说不定有我的份。我说，我当然想要房子。可是分了房子5年后才能调走，我不愿意用5年青春去换一套房子！
　　1992年9月，我拿出了全部积蓄，又东拼西凑借了80000元，开始创业。费尽周折，我取名为“零点”的调查公司终于诞生。在零点公司注册之前，全国已有几十家调查机构，光北京就有8家。与其他公司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零点”的业务重点是搞民情民意的调查。我以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仅应该有完备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其科学性的依据，还必须有民众的理解与接受作为其可行性的基础。政府了解民意，研究民意有多种渠道，民间调查机构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我们搞的第一个题目是“中国私营经济现状的调查”。政府虽提倡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鼓励发展私营经济，但多少年来，私营经济几乎是处于“黑箱”之中，很少有人系统地窥见它的全貌。在湖南调查的时候，我碰见这样一位私营企业主，他家里养着一大群大鱼和小鱼，每天都要把小鱼放进大鱼的缸里。他说这是我的座右铭，我每天都在看大鱼怎样吃小鱼，小鱼又怎样逃脱追杀。他向我倾诉了一连串苦衷。中国私营企业的老板在想些什么？他们对现行政策有什么看法？企业中劳资关系如何？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搞不清就很难制定合乎实际、可操作性的政策。我们用了半年时间，跑了15个省市，调查了246户私营企业，了解了许多真实的情况。我们的调查报告得到了中央好几个有关部门的好评。他们说，民间机构能拿出这样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实在是难得。
　　紧接着一鼓作气，我们又搞了“当前城市居民关注热点”，“京津沪三市居民对通胀的承受能力”“城乡居民对行政诉讼法的效果评价”等民意调查。这些调查有关方面都很重视，新闻媒介也作了大量报道。
　　办公司当然要赚钱。零点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为企业作市场调查。作民意调查，除了受政府委托的外，大部分是要赔钱的。赔钱我也要干。帮助决策层了解民意，也让老百姓知道民意，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当然，也有生意经在里面。作民意调查，可以打知名度，取得客户的信赖。
　　现在调查业还不够景气。调查业的主要客户—企业的调查意识还不强，尤其是国有企业。企业宁肯花大钱做广告，也不肯花小钱作市场调查。目前国有企业积压产品上千亿，不重视调查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还有调查机构的经营行为也不够规范。有的调查机构为客户作房地产市场调查，看到有利可图，自己先插一杠子。有的则热衷于为企业评优，拿了企业的钱，就给企业一个“最受欢迎的产品”的头衔，双方皆大欢喜。有人劝我干点这类来钱快的营生，我说我不干，保持中立性是调查机构的原则。他问我，你的原则坚持到哪一天，我说坚持到破产的那一天。
　　尽管困难重重，我对中国调查业的前景仍然看好。因为企业越来越重视市场，政府的决策也正在逐步走向科学化、民主化，这就决定了调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我想我们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
　　张进，1958年生，海南协合实业贸易总公司总经理
　　认识他之前，朋友介绍说他是一位操纵着巨额资产的年轻企业家。可见面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没有想像中的派头：既不是西装革履，也非油冠粉面。他身着一件看上去很随意的枣红色丝质夹克，和一条乳白色棉质长裤。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嘴唇上那一撇浓密的鬃胡，还有那张被海风熏过、烈日晒过的脸。1988年，滚滚人潮涌向海南，落潮之后，海滩上只留下少许闪光的贝壳，他称得上其中光彩夺目的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