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传播学_向达尔文学派挑战

　　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论，是生物学发展中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但是近年来，随着群体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生物学学派和非达尔文主义学派向它提出了挑战。　　达尔文主义认为：生物种之间、生物个体之间，为了各自的生存、繁殖，都要进行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根据这个学说，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都是排他而利己的。
　　但是，在对群体生物行为的大量研究中，社会生物学派却发现，生物之间不仅有激烈的斗争，也有和谐的合作。种与种之间有合作，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有合作。无论是觅食、御敌、繁殖，都有各种合作行为。羚羊、长颈鹿和斑马会合作观察敌人的动静，小鸟会帮助鳄鱼清除牙中的肉屑。牛群会合作抵挡虎豹，黑猩猩会合作觅食，母狮子还会合作哺育别的幼狮。而且生物界还存在着大量利他主义行为，黑背豺会牺牲自己的繁殖机会去帮助父母哺育后代，非洲野狗会从胃中吐出食物养活看家的病狗、老狗和残废狗。老斑马甚至在群体被狮子追逼的时候迎上前去，用自杀来保护群体。有的鸟看到猛禽，会发出警报把猛禽引向自己而让群体脱险。社会生物学派认为这些事实是自然选择理论不能加以圆满解释的，是进化论中的薄弱环节。
　　创立社会生物学派的是美国律师特里沃。特里沃有一次看到了一张老狒狒教训小狒狒的照片，发现它们的形态简直同人类一模一样。由此他想到动物行为同人类行为一定有某种关系。这张照片成了他创立社会生物学的契机。虽然他对生物学一无所知，但他马上沉浸在大量的生物学文献的海洋中。他发现，达尔文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应用达尔文主义研究社会行为方面简直一无所成。他决心填补这个空白，于是，他回到过去攻读法律的哈佛大学专攻生物学，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30岁那年，他就系统地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比较圆满地解释了生物的群体行为。
　　特里沃和其他社会生物学家提出了广义适应性的新概念，生存斗争不仅是为了个体，而且是为了种群能得以延续和传播。达尔文把自然选择的单元看作是个别的生物体，因而不能解释合作行为和利他主义。社会生物学家认为，海豚拯救同伴，昆虫为整个群体服务，都是为了种群更多的繁衍。
　　如果说社会生物学派对达尔文理论作了修正和补充，那么主张中性突变理论的非达尔文主义学派，则从根本上向达尔文理论提出了责难。
　　按照传统理论，自然选择的基础是生物的突变。而分子生物学证明，生物个体的突变是由遗传物质DNA的突变引起的。DNA上携带着遗传密码，密码变了，生物个体也发生突变，有利突变的个体就被选择下来，不利突变的个体就被淘汰。
　　但是，生物学家木村和朱克斯发现，DNA上的遗传密码发生突变，一般是中性的，即对生物体来说，既无利也无害。此外，在DNA内组成遗传密码的基因有许多是重复的，即使某个基因发生了突变，由于大量重复基因的存在，一个基因变化的结果产生的效应也十分微弱。这些中性突变现象使木村等生物学家想到，既然生物体发生的相当一部分突变不影响生物体的新陈代谢，不影响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那么，生物的进化不是由于自然选择，而是由于“随机漂变”。根据这些事实，他们创立了非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
　　当然，对社会生物学和非达尔文进化论，至今还有许多争论。敦是孰非有待进一步探索。但是，它们都揭示了生物学中某些新的事实，从而推动了生物学的深入发展。这两个学派的创立，一个重要原因是特里沃、木村等人不迷信权威理论，善于发现和敢于正视新的事实，并用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