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文字游戏”的人]多人趣味文字游戏

　　编辑部收到一副《汉语拼音扑克》。装璜虽不精致，内容却有新意。不久前，我在北京房山县良乡中学，访问了这副扑克的发明者——雷震。　　“一副小小的扑克，花去了我二十年的心血，如今才正式问世。”这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真不容易，青年时代播下的种子，到中年才得以收获。
　　1957年，雷震二十岁刚出头，他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一个县中学教汉语。在教学中，他发现学生学了汉语拼音记不住。“用什么法子帮助他们呢？”他思索着。有一次上课，他见一位学生不认真听讲，却在玩扑克。他质问：“上课怎么玩扑克？”学生振振有词地说：“好玩着呢！老师也玩，我的爸爸、妈妈都喜欢玩。”一气之下，他把扑克没收了，可是，学生却满不在乎：“老师，你没收了我再去买。”这件小事萦回脑际，引起了雷震的深思：学生喜爱扑克，能否将汉语拼音和扑克结合起来，既学习又娱乐？于是，他决心研制《汉语拼音扑克》。
　　可是，雷震根本不会打扑克。一个不会打扑克的人，怎么去创造新扑克呢？
　　创新，需要实践和知识。在紧张的教学之余，他学着打扑克。牌艺精湛的老手他高攀不上，就拜学生为师，学“争上游”、“打百分”，琢磨扑克的特点。在深夜的灯光下，他潜心研究汉语拼音的规律。他想：“汉语拼音有26个字母，怎么去代替A、K、Q、J……呢？”他用统计的方法，仔细查看每个字母在音节表、声母表、韵母表中出现的次数，从而确定每个字母需要几张牌。如拼音时韵母用得最多，就把a、o、e、i、u各定为五张。他还周密地考虑了拼音中的各种特殊情况，定下了54张牌的设计方案。
　　设想，要在实践中检验。他细心设计牌面，用纸一张张地剪贴。第一副《汉语拼音扑克》制出了。他兴高采烈，自个儿把牌摆成四家，入迷地玩着“文字游戏”。学生是他的得力助手，帮他共同探索新扑克的玩法规则。有的规则还是孩子们智慧的结晶呢！一次，他和学生玩“拉大车”，突然卡壳了：过去，遇到同样的牌，可将这两张及中间的牌收回；现在，第一张牌是没有“对儿”的声母，前边的牌不就永远收不回去了吗？学生提议：可把后边先出现的有“对儿”的牌提到前边，这样难题解决了。
　　辛劳，换来了成功。经过三年的努力，他花去了全部的节假日，没有睡一个安稳觉，《汉语拼音扑克》试验成功了！里边也凝聚了亲人的心血：爱人承担全部家务，让他全力研究；七十岁的老母，戴着老花镜帮儿子贴牌，她说：“只要有价值，就应该支持你”；幼小的孩子也成了爸爸打牌的好帮手。
　　当他满怀喜悦，把硕果奉献给祖国时，他却被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下放农村劳动。逆境下，是“一辈子应该干一番事业，为人民做好事”的思想支撑他，去向农民教授《汉语拼音扑克》。
　　在最困难的时刻，北京市教育局和房山县科委、教育局的领导同志支持他，批准借款试制《汉语拼音扑克》。1974年3月，由北京印刷四厂帮助试制出版。群众争相购买，啧啧称赞。学生们说：“《汉语拼音扑克》好！既能玩，又能学知识”，老工人称它“能帮助睁眼瞎学文化”；少数民族欢迎它“能帮助学习普通话”；文字工作者夸它“是一个创造，对推广拼音方案，推动文字改革有很大作用”。
　　好景不长，批判“智育第一”的冷风吹来，《汉语拼音扑克》成了“变相智育第一”，被禁印停售。雷震也因此被扣上“不务正业”、“名利思想”等帽子。百般的挫折，他没有灰心，粉碎四人帮后，他为《汉语拼音扑克》的问世，奔走呼号。可是得到的回答是：“《汉语拼音扑克》不属于体育，不拟列入计划”；“这不属于自然科学，不宜发表”；“扑克属于娱乐，不是我们的任务”。总之，难以列入生产计划。
　　最近，是河北的一个小印刷厂，要找米下锅，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于今年2月出了《汉语拼音扑克》。北京街头已供不应求。
　　“一副扑克并不象居里夫妇发现镭那么伟大，但你为之奋斗的精神却同样可敬！可钦！”这是一位好友对雷震的祝贺。居里夫妇发现镭仅用了三年时间，而一项小发明的问世却经历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
　　附：
　　北京房山县良乡中学汉语拼音扑克研究组负责办理邮购《汉语拼音扑克》业务，零售价每副6角9分，批发价每副6角；邮费：本市4分，外地5分。本社编辑部不代售，也不代转，请读者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