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走人路_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

　　1965年蒋南翔（右）、荣高棠同志热烈祝贺马约翰教授 （清华大学著名体育专家）执教50周年，他们都曾是马老的学生。（图见原版面）　　抢救运动　　1942年，在延安，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我们这些外来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拼命检查自己思想中有什么不纯洁的地方。接着从整风发展为审干，从审干又一变而为抢救，说干部中存在着大批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他们是“失足”了，要“抢救失足者”（见康生的报告）。于是整个边区掀起运动，要大家随便揭发谁是特务，大多数从外边投奔延安的青年，包括在外边为党出生入死的人，都成了特务。杨述也已被抢成特务，他由绥德奔往延安，求老蒋援救。实际老蒋也正在那里为难。可是他说了一句话：“把‘一二·九’也说成国民党的红旗政策，太不成话了。我向少奇同志反映过，他也点头。”后来，我也来到延安，愤愤不平，向老蒋说：“真是千古奇冤。”老蒋抚慰我道：“三月奇冤，哪里是千古？”但是实际上老蒋对这个运动是从一开始就极不赞成的。他当时任青委书记，在工委、妇委、青委的联席会场上就公开表示不赞成。他说：“好比一个人有病，要靠大夫治，不能群众人人动手，那么一来，这个病人就要被治死了。”但这个意见当时没人听得进。最后整人的运动实在搞不下去了，延安开大会，毛主席脱帽道歉，马虎收场了事。到1943年审干结束了，还是康生在那里说运动如何有成绩，有些缺点。这时蒋南翔上书中央，提出应明确检查用搞运动的方式审干是错误的；说抢救运动成绩为主是错误的；只知要工农干部，歧视知识分子干部，更是错误的。意见书直接交给少奇同志送达中央，结果非但未被接受，他却因此受到党内批判，被指责为犯了严重错误，意见书从此不见天日，他本人被分配到东北做一个省下面的宣传工作，直到青年团建团时才回来。这个处分决定直到1985年，**结束后中央组织部为南翔彻底平反时才予以撤销。今天看到他这个意见书，我不由得不震动。这篇意见书（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的作者是何等勇敢，眼光何等明澈尖锐。如果当时的党中央重视并采纳了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如果不再那样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如果党内生活多一些公开化和民主化，将会避免后来的多少个伤害全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可怕运动啊！也许解放后的中国会更稳一点。但是没有！
　　宁“右”勿“左”
　　老蒋在我的记忆里，从来不是一个偏激的人。记得在延安时，对于我们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他表现出很高的尊重。他总是记得1936年2月29日那天军警搜查清华，黄诚、姚依林躲在冯先生家里的事。在中央青委时，老蒋还专门推荐冯先生写的一本书《新事论》给我读，说那书里有唯物主义思想，又说“谈儿女”一章尤其好，我们许多人写不出来。而在当时，冯先生的政治态度并不是左倾的。
　　老蒋反对极左思潮可以说是一贯的。记得刚进北京时，对当时学生的一股热气，什么考试不必要，教授们都不行，学习没意思，干脆去干革命等等，老蒋很不同意。运用他在青年团（当时他任团中央书记）的影响，组织人写了《思想改造性急不得》等重要文章，刊登在刚复刊的《中国青年》上。他自己写了《论学校中的新民主主义学习》，详细论述开国一年之后，必须以学正课为主，同时搞切实的政治思想教育，不能如旧日读死书。在学政治上，学文、法的和理、工、医、农的不同，大学生和高中又不同，不能一味读一样多的政治。当时各级团组织学习此文，纠正了教育系统内某些轻视业务学习的偏向。
　　我任《中国青年》主编时，对于办刊方针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要搞成通俗的宣传读物，多发表青年习作；一种意见要加强理论的指导性。南翔就是第二种意见的代表。在争论中，持第一种意见的一个青年编辑说：“照这样办，我们这刊物岂不成了没有青年作者行，没有了于光远就不行？”（老于是我刊长期撰稿人）老蒋说：“照你们说，于光远死了，我们就关门了？不是靠他一个人，是要提高青年的口味嘛。”后来他亲自去组稿，要我们辅导青年学生读新译的《反杜林论旧序》《自然辩证法导言》，提高刊物的格调。他说：“我们办刊物给青年看，是要教育青年学习，又不是学校里开作文展览会。”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在团中央时一次讲话对我的震动。那是1953年左右，在现在的青年艺术剧院楼上，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个团干部。他谈到当时党团工作中宁“左”勿右的思想，而后激愤地说：“与其宁‘左’勿右，还不如宁‘右’勿左好。”痛恨宁“左”勿右的情绪溢于言表。
　　新中国的教育家
　　论起办教育，蒋南翔在延安时期就有远大的抱负和预见。当时他在中央青委工作。延安的教育界有一条口号：“为边区就是为中国，为今天就是为将来。”其实意在只要边区和今天的现实教育，不必考虑中国和将来。老蒋当即认为口号不妥，他说：“既要为边区，为今天，更要为中国、为将来。”他以当时办得很有名的南开中学为例，提出“南开中学论”。意思是中学教育要系统、完整，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接触社会、懂得社会的学风。当时延安解放区办了几所中学，但是党政领导不大考虑学生学习的系统与完整性，有的学生才念初一，就被调出去工作，结果办的是中学，和办“抗大”“陕公”类似，成为干部短训班，使办学校的人非常为难。当然，当时环境恶劣，教育完全服从战争需要，的确难于产生独立的教育体系。这一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老蒋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以后，成了他大半生为之艰苦奋斗的事业。
　　1952年，中央决定兴办几所工业院校，已先决定清华改为工业大学，调蒋南翔担任校长。他抱着兴奋的心情准备赴任。他原来是清华中文系的毕业生，送他走时，我说：“搞工业大学，你行吗？”他却信心十足地说：“我边干边学，我去学成一个工业大学的普通学生该可以吧。”当然，他那一肚子教育理想是都带了去的。
　　他一进清华就抓质量，教师质量和学生质量。著名的“宝塔尖论”曾经在**中给他带来了多少批判，甚至人身攻击、谩骂，但他至死不悔。他认为，要把好教授、好设备集中在一起，努力培养好学生，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少数高级人才。为此，要反对在教育上搞分散主义。为使学生成才，他坚持大学要敢于“泻肚子”，不合格的学生应该降级。反对把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勉强塞进大学。说大量招收许多水平很低的学生，名曰办大学，实际上是浪费国家经费，无益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