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塑造世界观

　　探索新的世界观，这是《国际先驱导报》创办之初就确定下的远大目标。导报创刊至今走过了十个春秋，十年来的导报既有一定作为、但又不平坦的发展路径，既令我们更深切地领悟“探索新世界观”的高瞻远瞩，同时也更深切地感受到其实践中的知易行难。
　　探索新的世界观，必须有思考有担当
　　从大环境而言，今日中国的实力地位已大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甚至与十年前也并不相同：仅从GDP而言已是世界第二，在依然在经济问题中苦苦煎熬的美欧眼中，对中国的主观观感也已是羡慕嫉妒恨五味杂陈。然而，问题关键在于，中国人自身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知、对中国在世界上应扮演什么角色的定位。简言之，国人的世界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中国的综合实力是不是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应不应该有世界第二的担当；中国的发展、外交及国际战略是否应该调整；围绕这些问题，官方民间学界都存在着不一致的声音。
　　对比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就是中国当时的国际战略。国人痛定思痛，形成一种世界观认知上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国内埋头苦干谋求经济建设发展、手段上开放国门睁眼看世界，在国际地位上迎头赶上。
　　而大约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将中国推进到一个新的崛起时代，“9·11”引发的世界性反恐则给了中国战略机遇期和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此时大多国人的世界观仍基本一致，这就是：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正在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初识世界”“开放”服务于国内发展改革不同的是，经过这么多年开放国门后，大多数国人开始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知外部世界、并开始对探索中国国际定位提升及国际事务介入怀有浓厚兴趣。
　　但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日中国，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国际战略，可以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脱节和错位：
　　国家实力和国人认知之间——今天中国实力已大大上升，但国人的认知上出现了分歧，目前主流观点仍在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不少学界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实力上已然是世界老二，但国际影响力上远不是世界老二，应当谋求，不少国人也有如是的期待和呼声。
　　战略定位和战略表述之间——相比当年“改革开放”的清晰定位，如今中国的战略定位是韬光养晦？和平崛起？和谐世界？战略定位的模糊又造成了一些重大战略概念和具体行为上的纠结矛盾。比如一方面冀望大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的所谓责任论产生防御心态，担心陷入美国人的阴谋。对周边小国的挑衅很气愤，却似乎又难以针锋相对地做斗争。对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不够自信，在某些外交领域中呈现出现事端、应对事端的应激―反应式做法，而缺乏运筹帷幄的大棋局。
　　政府、智库和媒体之间——今日中国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只能增强而别无他途。
　　中国究竟是不是世界第二？要不要当世界第二？或者在此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新的“三步走”时间表吗？世界老大美国“重返亚太”究竟是战略转移还是战略收缩？其引发的中国外部环境是否变化，战略机遇期是否终结？中国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或哪怕是战略的调整？
　　这些问题需要充分讨论。现在的舆论环境已被媒体充分覆盖，在战略转型的讨论过程中，作为以国际时政类报道为主业的媒体更不能缺位失语，媒体从业人员需要和读者一起来学习、探索、塑造我们共同的世界观。
　　摒弃“美国中心主义”，坚持大国际观的国际报道理念
　　宏观战略还需操作落实。具体操作层面有以下几点感悟：
　　1.更广阔地覆盖美国之外的世界，以放眼全球的真正的“国际”报道，探索和塑造更全面而非局限的世界观。
　　西方国家在中国媒体国际版占据相当篇幅，这不仅与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有关，也与他们依然把持着国际话语权有关，但我们应认识到真正的“国际”报道应当更多地放眼全球，中国媒体人和读者都需更多接触和了解外部世界，这才可能进一步了解和把握中国在目前世界上的位置和角色。举例来说，对与中国崛起战略密切相关的非洲世界，目前报道分量与其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理应占有的价值和地位不成正比。
　　再如中东发生动荡变局以来，笔者在报道中也深感自身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较为匮乏，一些报道容易被西方舆论设定的话题牵着走。2011年3月中东发生动荡后，中国媒体相关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强调这种变化是美国或西方主导的，但事实上简单地“西方主导”是无法勾勒出复杂变局的全景：这里当然有重要的西方因素，但同时也是阿拉伯世界探求自身现代化路径中遭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也还有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合会国家重建地缘秩序的野心与西方诉求之间并不完全吻合的另一面。
　　2.摒弃国际报道上的思维定势，探索和塑造更理性而非偏颇的世界观。
　　比如不要简单化地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动作统统解释为“牵制中国”，而要挖掘其行为的深层动机，甚至在报道中不妨介绍和提倡学习周边国家在外交上的巧妙做法，以资借鉴。例如不久前，日本与湄公河流域五国举行了第四届首脑峰会，日本首相野田承诺向五国提供约合74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日本媒体在报道此则新闻时当然毫不讳言日政府以ODA为外交工具，有拉拢东南亚国家牵制中国的一面。国内的网络和不少纸媒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日本抛出的这个重镑金弹目的是“牵制中国”。但报道到这个程度就止步了吗？有一两家报刊做了更为深入的报道，回溯了日本在东南亚从二战结束后就投入大笔ODA，甚至近年金融危机都没有动摇，而这些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并成为他们得以被接纳为东盟成员国的助推力之一。导报在相关报道中强调“与其说日本牵制中国，不妨学习其精心经营东南亚”，这样的观点和思路或许对中国如何探求与东南亚国家的相处之道更有借鉴意义一些。
　　思维定势不仅经常指向我们的邻国，有时也会指向我们自己同胞中的一些群体，比如“富二代”的标签近期就被一些网民贴在了“中国留学生”这一群体上。今年4月初美国南加州大学两名中国留学生深夜在校园附近街道遭遇拦路抢劫遇害，消息传到中国后，一些网络媒体刻意渲染“一男一女”“深夜外出”“崭新宝马车”等“关键词”，一时间网上谴责“官二代”“富二代”，甚至幸灾乐祸的声音，竟压倒了对无辜丧命同胞的同情之声。后来事情水落石出：那两位中国籍学生深夜不归是因为在学校熬夜做实验；他们为省几个房租钱住到又远又不安全的社区，决非“官二代”“富二代”；所谓“崭新宝马车”，不过是一辆毕业前为找工作买来的二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