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伯仲季_我的科学家叔伯们

　　中关村是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1953年，我随父母从杭州迁往北京后不久就住进中关村，直到1984年远赴加拿大，30年的时间几乎就没离开过这块土地。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中关村是什么样子呢？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当时这里的荒凉。我家刚搬到这里时，国家刚刚开始大规模建设这座以中科院为中心的科学城。中关村东面兴建的是一幢幢研究大楼，而西面则是家属区，北面紧邻北大的中关园，其他楼房正在全面修建。据人考证，“中关村”是在1953年正式出现在文字记录中的，过去这一带有“中官屯”之称。有人说先有中关村后有中关园，但我搬到中关村时，中关园的平房已建成，这里就叫中关村了。
　　当时，多数公共汽车路过这里都不停，只有32路汽车（现在的332路，从西直门开往颐和园）在这里临时加了个小站叫“中关村”。我记得，在这里等车很难，有时只好乘坐一种私人经营的面包车大小的烧木炭的黑色“老爷”汽车。下车时，鼻子像被烟呛了似的说不出的难受。
　　我上小学是在北大附小，当时的北大附小就在现北大图书馆楼的东侧，每天穿过中关园进北大东南门。一路上人烟稀少，看不见汽车。从蓝旗营到中关村方向的马路还没有，在靠近中关村时还能看见土墙上画的狼圈。狼圈就是在墙上用白灰画的圆圈，据说狼看见后就不敢进村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不能想像，西山的狼会光顾到现在的中关村电子商城这一带。
　　号称科学城中第一楼的原子能楼于1953年11月底竣工；近代物理所于1954年元月成为首家进驻中关村的科学研究机构。社会科学方面，四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学所、经济所、语言所和哲学所——于1953年10月先后竣工，一个小楼一个所，统称为“四所”。后来社会科学部从科学院分出去，这些所才先后搬走。与此同时，北区家属楼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我家先搬到了10号楼，后来在1955年时又搬到了15楼。
　　中关村北区的13楼、14楼和15楼亦称特楼，朝南呈口（具体形状见原书）字形。这些楼里住过许多科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32人以及9位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在1999年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3位科技专家中有8位曾在这里住过（包括10号灰楼的陈芳允）。特楼里不仅学界泰斗荟萃，而且有的师徒同楼——14楼里贝时璋的夫人就是对门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的中学老师，而住一层的赵忠尧先生则是钱三强就读清华物理系时的老师。13楼的住户很多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海归”，三四十岁的他们刚刚从海外归来就直接来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2006年当我回到这里时，除了104岁的贝时璋伯伯和钱三强夫人何泽慧伯母、杨承宗伯伯及郭永怀夫人李佩尚存外，大部分人已离此而去。
　　我楼上的赵九章伯伯
　　我家住在15楼211号，楼上是王淦昌伯伯家，他家对面312号住的是赵九章家。
　　1968年10月的一个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留下。面对现实，他的希望破灭了！或许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还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时，生命就毫无意义了，只能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赵伯伯的死，极大地震动着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我们天天共同出入同一个单元门洞，真是上班不见下班见。他身材并不高，但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他一生正直，踏实严谨，思想敏捷，才华横溢。他和我父亲搞的不是一个专业，但经常可看到他们在门前路旁探讨一些问题，有时他也来我家谈。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位！我知道的受到冲击而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楼的“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崇乐，14楼的真菌专家邓叔群，15楼的化工冶金专家叶渚沛。据后来有人统计中科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科技人员迫害致死者达229人。
　　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
　　王伯伯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到贵州省的湄潭和遵义，我就出生在湄潭。后来我们两家从湄潭回到杭州，再从杭州搬到北京，在中关村我们又是上下楼的近邻，两家有几十年的交情。爸爸比王伯伯年长，王伯伯总是谦虚地称家父为蔡老师。王伯母吴月琴勤恳、朴实，心地善良，比王伯伯大三岁。王伯伯14岁时，由外婆包办他们的婚姻。
　　1956年王伯伯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王伯母经常来我家，我妈妈经常帮她，包括她第一次出国去苏联照顾王伯伯的行前衣着准备等。她文化水平不高，平时穿着又很普通，以致后来我爱人第一次见她来我家时，还误以为她是保姆。从婚姻和待友的态度就可看出王伯伯的人品。
　　这里我要讲的是王伯伯的两个故旧，一个是好友束星北，另一个是学生许良英。这两人都是浙大出来的，我父亲都和他们熟悉，我也都见过。
　　我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束星北有时会来北京找王伯伯。有一次，他又在15楼下向上喊王伯伯。我爸爸说，他被打成右派，家中生活困难，可能又是来要钱的。我看他身体魁梧，不修边幅。听父辈们说，他极有天赋和才华，据他自己说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王伯伯从1936年至1950年长期与束星北在浙大物理系共事，彼此了解甚深。在那个年代，王伯伯敢于帮落难的旧友，其人品的高尚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要说的另一位是深受王伯伯赏识的他的学生许良英。我爸爸告诉我，许良英解放前是浙大地下党员、支部书记，解放后调到中科院，负责科学期刊审定。1958年被定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发送回浙江原籍，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后来王伯伯获悉他在农村生活苦难，曾用“王京”的名字多次从四川给他寄钱。身处极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的王伯伯，要冒多大的风险，才能帮助这两位被定为“阶级敌人”的老友呀！
　　王淦昌先生是一名正直的科学家，也是我尊敬的长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我父亲的追悼会上，随后我远赴海外。十分遗憾，当我第一次回国时，王伯伯和王伯母已经离我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