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模式与中国改革:广东改革模式

　　广东为什么重要？首先是因为广东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指标性意义。广东历来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很多方面，广东总是“先行一步”，广东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具有全国性意义。
　　
　　广东改革为什么重要
　　 在外界看来，因为广东的特殊定位，中央政府往往把一些改革的试点放在广东，而广东的历届领导人也有很大的动力来寻求新的改革思路。
　　同时，对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和解决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国际社会也密切注视着广东，国际媒体这些年对广东各级政府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最近的例子就是广东省政府对乌坎事件的处理。对外界来说，从考察广东入手，往往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同样重要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国有些方面的改革因为既得利益格局的阻力等因素而止步不前，改革缺少动力，所以即使在国内，很多人也都盯着广东，希望广东继续扮演“先行一步”的角色。同时，广东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高呼广东要解放思想，为广东的改革再闯一条新路。广东领导层提出的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改革开放更赢得了人们对广东的关注。
　　 人们一直在观察，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新的理念是如何表现在具体的改革内容上的。
　　 具体而言，广东的改革可以从三大相关的领域来分析。
　　 一是经济方面围绕着“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问题。这关乎广东能否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扶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这里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二是行政体制的改革。对广东来说，行政体制改革有三大任务。首先是要建设一个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高效率政府。其次，在经济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促成政府转变功能，减少行政空间，把权力归还给企业，政府本身从直接干预经济转型到规制型政府。再次，在社会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建设“小政府”，为“大社会”提供制度基础。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关乎广东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是关联点。
　　 三是以建设“大社会”为目标的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终极目标。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建设一个好社会，一个好社会不仅需要充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也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规制。经济基础来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如果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那么好社会就没有经济基础。社会规制建设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要把对社会的直接管制转型为对社会的规制，即法治基础之上的治理。
　　 尽管经济、行政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各自具有自己的内容，但是既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也不能互相取代。这些改革的意义都已经超越了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无论成败，广东的改革都会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政府和社会的边界
　　 自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政策目标的提出，社会改革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正如在经济改革方面广东先行一步一样，在社会改革方面，广东也具有重要地位。广东的社会改革条件远较其他省份和地区好。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力量成长很快。广东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为主体，这是社会成长的经济条件。同时，长期以来，广东基本上实行的是藏富于民、藏富于社会的政策，并且广东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为社会体制改革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社会改革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广东正在大力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建设。这个政策目标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了，起初主要想在海南试点和施行，但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脱离计划经济，社会还没有从经济等领域分离出来。就是说，社会还是经济的一部分，大社会毫无条件。
　　 现在则不一样。以广东为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促进了社会力量的成长。广东已经逐渐地探索出一条“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把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结合起来非常重要，从前没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往往造成改革方向不明确、改革举措不得力的局面。
　　 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看，有几个重要的目标：一是建设小政府和有效政府；二是向社会分权；三是规制社会。
　　 中国的政府是大政府和弱政府，什么都要管，但往往管不好。政府应当把该管的东西管起来，而把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东西下放给社会。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社会管理，但人们对社会管理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认为社会管理就是政府管理社会。其实，政府管理社会只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内容，并且不是主要内容。
　　 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建立在社会自我管理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才是稳定的。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三大灾难同时发生，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社会还是井然有序，这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停止运作，但社会还是井然有序，这也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如果社会秩序仅仅是自上而下施加于社会的，那么这个秩序肯定不牢靠，政府一有问题，社会就随之出问题。
　　 但是社会没有足够的空间，很难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
　　我们从前谈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分权，也就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的分权。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改制过程中增加了一项，就是政府向企业的分权。向企业分权很重要，企业没有自主权就很难作为。那么，今天讨论社会管理，还必须再加上一项新内容，那就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不向社会分权，哪有大社会？不向社会分权，哪能建设小政府？减少政府的功能，社会的功能就增加了。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分权之后，政府不是不管。我们不能假定把权力分给社会就好，我们需要的是好的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而要避免坏的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如何来保障好社会，避免坏社会？政府要对社会建立规制制度。这和经济领域一样，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是好市场的制度条件，比如上面所说的社会制度建设;又比如法律制度建设,尤其是司法。
　　 但很多东西，政府是不用管的。例如很多行政审批，就可以分给社会去做。诸多的行政审批项目是大政府的一个根源，因为行政审批有利可图，政府不想放弃。有那么多的利益寄生在政府部门，改变了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性质，使得政府成为公众抱怨的对象。中国古代的儒家强调政府不要“与民争利”，政府一旦与民争利，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肯定会紧张起来。
　　 所以，政府和社会都要有自己的边界，政府管政府应当管的事务，社会在很多领域实现自我管理。
　　 也有一些领域，政府可以管、社会也可以管好。在这些领域，政府也应当把权力下放给社会。例如，政府可以向社会购买服务。这里，政府和社会可以结成“伙伴关系”，就是在社会领域的“公私合营”。这种“伙伴关系”要用法律来保障。一些地方缺少立法权，但可以用契约的方式来保障，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违反了契约，就可以诉诸法律。
　　
　　广东模式的价值
　　 之所以要强调社会的参与，其实就是要解决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的严重脱节问题。
　　 这方面，广东已有了很多改革政策。
　　例如顺德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提出，要建立“两代表一委员”倾听民意、联系社区制度，借鉴香港、新加坡的议员和执政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契机，以党代表工作室为载体，党代表为核心，联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社区定期听取群众意见，并跟进、督促政府解决问题。同时继续加大公共决策咨询机构组建力度，完善咨询工作各项制度，推动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的讨论。目前顺德区、镇、村三级咨询体系初步建立，并成立了评审咨询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