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足球中会以什么方式选择开球权 [足球权场]

　　申思，前国家足球队队员，留给法庭旁听席的，是一个黯然削瘦的背影。2012年6月13日，申思与上海国际足球队的队友祁宏、江津、李明，并肩站立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法院法庭被告席上。
　　其中，前国家队门将江津满头白发、面容苍老，“国门”风采恍如隔世。
　　在球场上曾以任意球绝技闻名的申思，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审获刑六年，其余三人因同一场假球事件以相同罪名均获刑五年零六个月。法庭外，申思的一位女球迷委托律师将贴满申思音讯的剪报簿转交后者：“你依然是我喜欢了12年的偶像”。另一位从小喜欢申思和祁宏的球迷说，心里感觉“刺痛”而不是“痛快”。
　　让四球员身陷囹圄的比赛，发生于2003年11月30日末代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最后一轮。这场比赛，天津泰达队以2比1取胜四人所在的上海国际队。事后四人收受天津队共计800万元贿款。
　　但案情并非如此简单。围绕这场牵涉到数家俱乐部命运的比赛，除以上四人之外，还有掮客、俱乐部老总、俱乐部身后的国企老总乃至把玩足球的个别地方政府官员的身影。
　　2008年初，新加坡警方对原沈阳球员王鑫的一纸红色通缉令，无意间点燃了中国足坛反赌打黑的熊熊大火。王鑫于2009年4月被抓后，不仅供出操纵球员在新加坡联赛打假球，也交代了在国内联赛参与打假球的事实。随后历任陕西国力、西藏惠康、大连长波、哈尔滨哈啤、山西陆虎等俱乐部总经理的“金牌做球人”王珀到案，供出广州医药队副总经理杨旭、操纵比赛的中国足协联赛部工作人员范广鸣等。
　　与此同时，青岛海利丰董事长杜允琪与成都谢菲联董事长许宏涛、副总经理尤可为等人的假球案更是涉及俱乐部老总、球员、教练和中间人等30人。国际级裁判周伟新、黄俊杰、陆俊、万大雪，中国足协原裁委会主任张建强、李冬生，原国家队领队蔚少辉，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谢亚龙等人先后落案，并由此牵出中超公司前总经理吕锋和足协下属福特宝公司董事长邵文忠。
　　2012年2月至6月间，上述人员分两批在丹东、铁岭、鞍山、沈阳四地法院接受审判，在分别领得3年半至15年的一审判决后，多数放弃上诉。
　　此番丛案阡陌相通，又各自独立，形成一个“共罪结构”。“假球”“赌球”“黑哨”背后，中国足球联赛被无形之手操纵的灰色生态尽显。
　　诚然，即便在发达足球国家，“假赌黑”现象亦难以禁绝。但若以市场的视角审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不难发现，产权不明、行政干预下的足球联赛，市场规则被任意扭曲，职业化改革止步不前，成为导致种种乱象的重要因素。其中积弊，远非相关球员、裁判员与足协官员的认罪所能消释。
　　2011年12月27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指出，要以足球腐败案件为鉴，逐步理顺足球监管部门与联赛办赛机构的关系，稳妥地将联赛运营交给专门机构运作。“要按照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原则，在明年联赛开始前，迈出职业联赛管办分离的新步子。”
　　行政压力
　　2003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第十个年头。是年，从1994年开始，已运行十届的全国足球甲A联赛接近尾声，将在次年改组为中超联赛。
　　该年11月30日，绵延十个月的漫长赛季进入最后一轮。上海国际队将迎战实力相对较弱的天津泰达队。其若此役获胜则有望夺冠，而对手天津泰达如果输球则铁定降级。
　　这场“生死之战”的胜负，对于上海国际队的同城对手上海申花队而言同样重要：如上海国际输球，则申花可获得联赛冠军。
　　“泰达”，为英文缩写“TEDA”的音译，意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为推进开发区的发展，天津市成立天津泰达集团，目前其拥有1家上市公司、10余家全资或控股公司及50多家参股企业，资产规模过百亿元。
　　天津泰达队一位前高层告诉《财经》记者，1997年，天津的两支球队分别遭遇降级，曾经辉煌的天津足球陷入历史最低谷。天津市一位负责人对当时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提出，设法安排接手赞助球队，皮将之当作政治任务接受。
　　“足球是大众集中关注的体育项目，作为社会焦点，影响力巨大，搞好足球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城市精神面貌。”这位泰达队前高层回忆说，在接手球队的第一时间，开发区管委会拨款300万元修整了天津队的老主场民园体育场。1998年，泰达队全是管委会干部在管理。直至1999年，才开始由泰达集团接管。
　　据该人士透露，泰达队1999年投入为2500万元，此后升至3000万元、4000万元，直至2001年起稳定在5000万元。起初，这些资金直接由开发区财政局拨付。甲A联赛改制中超联赛后，中国足协2002年要求中超俱乐部必须是法人治理结构，泰达队的资金随后统一以大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股东企业之名投入。
　　2000年升任天津市委常委的皮黔生，是一名球迷。“他经常会到球场观看比赛，与球员关系很好，曾亲自担任天津队球星的证婚人。”上述人士透露，“当时俱乐部的董事长是受命出任，对足球兴趣不大，我们有事都是直接向皮汇报，他也就挑选主教练、俱乐部重大人事问题等发表意见。”天津市一位领导曾对时任俱乐部总经理张义峰不满意，要求皮黔生撤换张，但皮认为，张很善于与球员打交道，故通过让其改任执行经理的方式保住了他。
　　2003年赛季，天津市方面对于天津队打入中超联赛寄予厚望。特别是当时，耗资4亿元修建的泰达足球体育场已近完工。如果以如此高水准的体育场征战低级别的中甲联赛，天津方面将难于接受。天津一位随队记者向《财经》记者回忆，市领导公开提出，“第一届中超不能没有天津队。”
　　“在巨大的保级压力之下，队员们最后三轮比赛越踢越发挥失常，已经没什么信心。到对上海国际队的比赛前夜，由于涉及到市里和其他俱乐部，有的队员整夜睡不着，已经做好了输球后回家躲球迷的准备。”这位随队记者说。
　　类似的境遇，不止存在于天津队。因行贿而被刑拘的广州医药队时任副总经理杨旭，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坦承“当初买球是因为上边的压力很大”。2005年底，广州市甚至把创建广州足球品牌项目列入“十一五”规划，提出：“广州不仅要有足球，而且要有高水平的职业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