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环球时报社评

　　我们该如何对待乞讨者？　　乞讨者，是城市中格格不入的存在，所以隔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讨论一次。最新的由头，是上海警方发布乞讨排行榜，将经常在地铁中乞讨的人进行排名，公之于众。这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同时也赢得很多人的支持。这种分裂对峙的态势，和以往的情形并无二致。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对立？又该如何去对待乞讨者？
　　首先要承认，乞讨确实会给人带来不愉快。乞讨者往往衣着破烂，也不怎么讲卫生，这自然让人生理上感到不适。面对他们伸出来的手，还让人感到道德的压力：不给良心不安，给了又担心受骗。甚至还可能带来直接的骚扰，比如个别乞讨者的反复讨要。
　　进一步分析，乞讨者之所以招人憎恶，还不仅仅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不舒服，更在于他们背离了现代城市的主流价值观：讲究卫生、恪守规范、自力更生、维护尊严，等等。要瞧不起乞讨者，实在有太充足的理由。
　　但同时也要承认，乞讨者不乏值得怜悯之处。就拿这次上海公布的乞讨排行榜来看，第一名是一个22岁的文盲残疾人，第二名是一个88岁的老太太，第三名是一个白血病患者。就这么简单信息，我们也应当能看出他们确实有困难之处。而根据以往报道，城市乞讨者往往来自几个著名的乞讨村，那里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种地仅够糊口而已。
　　另外，要求乞讨者有很高的道德水平（有礼貌，不撒谎，不要带小孩乞讨，不要骚扰别人等），其实也是不切实际的期许。穷人并不必然质朴，要知道贫穷带来的伤害绝不仅仅是物质匮乏，还有对精神的扭曲。如果只有浑身都是美德的弱者才能赢得旁人的同情，这门槛未免太高了。所谓悲悯，意味着面对复杂现实，仍然能保有同情之理解。
　　乘客希望有舒适的环境，这是正当的要求；乞讨者把这视为谋生的手段，也同样可以理解。由是产生利益的冲突，这就需要一个不偏不倚的裁量者，那就是公共权力。如果乞讨者确有违法（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禁止的“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那么依法处理即可。即便这样并不能够禁绝乞讨，但也只能到此为止。
　　有人说既然不解决问题，就需要加大惩罚力度。但想想看，送乞讨者到收容站，他们只要表示不愿意被收容就能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恢复收容遣返制度强行收容——那孙志刚岂不是白死了？如果要修改现有法规，采取更严厉的处罚方式，但这只是轻微违法，那还要不要“罪刑相称”原则？而在现有法律之外，再多走一步，便是越界。这一次上海警方发布乞讨排行榜，便有越界之嫌，因为法律并未授权警方可以发布此类排行榜。
　　更糟糕的是，警方在宣传上颇有污名化乞讨者之嫌。比如称乞讨者“一秒钟赚到100美元”，其实不过是有次某位外国人给了一位乞讨者100美元。甚至连乞讨者吃十多元一份盒饭，也被拿出来说事——难道乞讨者只能吃剩饭不成？上海本地媒体，也照此刊登，普遍站在警方和地铁运营公司一方说话。
　　于是，收入高、生活舒适、普遍恶言恶行、背后有组织操纵，甚至拐卖小孩、制造残疾人，成了广为人知的乞讨者形象。实际上，这些说法，没有一项能够站得住脚，既不符合经验，也不符合逻辑，不过是把特例视为普遍（比如“一秒钟赚到100美元”）制造出来的假象。试想如果真的月入过万，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势必大大增加，怎么可能一个城市才几十上百个？再说拐卖小孩，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没有发现一例乞讨小孩是被拐卖的。但是在警方、媒体、大众的合力传播之下，前述乞讨者形象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都市传说。乞讨者没有开口的机会，甚至没有开口的能力。
　　乞讨者和乘客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可以不必像今天这样严重。到现在，仍然有一半人反对禁乞，乞讨者也仍能讨到钱，即可说明这一点。如果能够先了解，再理解，进而宽容，对立冲突完全可以大大减少。但是现在的做法是，污名化乞讨者，刻意制造割裂，甚至给愿意行善的人制造压力。一群现代人，挟权力、传媒之力，以“法律、秩序、文明”之名，羞辱诋毁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让人寒心的地方。
　　究其根本，不外乎希望让乞讨者从地铁中消失，但实际上，始终会有人同情乞讨者，因为恻隐之心，乃人之天性。而只要乞讨能带来更好的生活，乞讨者就一定会回来。古今中外，无论富国穷国，乞讨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想把现实社会提升到乌托邦的水平的种种努力，不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