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报章白话的“文话化”趋向] 清末民初小说完本

　　清末最后几年，自觉地引“文话”入“白话”的现象开始在报章白话文中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至民初，报章白话语言的“文话化”趋势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报章白话的“文话化”做到了使白话高雅化和书面化，提高了白话书写的表达能力，提升了其社会文化地位，同时也促进了报章“文话”的白话化，发挥了“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的历史作用。然而，这一清末白话文运动和近现代语言文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白话书写现象，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关键词]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报章白话；“文话化”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01－04
　　胡全章(1969－)，男，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河南开封　475001)
　　本文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项目批准号：09BZW04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白话文运动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751021)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对以“新文体”为代表的近代报刊浅易文言文体的白话化趋向关注较多，评价亦高。早在1930年，陈子展就将“新文体”之“不避俗谚言俚语”的历史意义，上升到“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的文学史的高度赞誉，并给予其“白话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之“第一步”的历史地位。而民元前后出现的报章白话的“文话化”或雅化现象与趋向，迄今尚未引起史家的注意，遑论对其予以积极评价与客观定位。本文拟通过对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清末民初报章白话语言具体而微的分析，揭示近代白话书写中确然存在的这一显著语言特征及历史趋向。
　　清末的启蒙先驱者之创办白话报刊，拟想读者是最广大的普通民众，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是其根本出发点，因而非常注意白话书写语言的通俗易懂。加之启蒙对象大多识字无多或根本不识字，因而白话报人将白话落笔为文时，心里总是想着其演说文或文艺作品能否“说”得出口。换句话说，早期报章白话文(学)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对中下社会“演说”或“讲解”的，是可以用有声语言“说”出口的，而非停留在纸背和文字上的不能言说或说出来普通百姓也听不习惯乃至听不懂的案头书面语，因此，早期白话报人在白话书写语言的通俗化和口语化方面颇为用心。《大公报》对其“附件”的语言要求：“但求浅、俗、清楚，不敢用冷字眼儿，不敢加上文话、成语”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大多数白话报刊在白话书写语言的运用上的确做到了“浅、俗、清楚”，偶然运用一些“文话”语汇或方言词汇，还特意在该词后面加括号用普通官话语汇加以解释。加上清末阅报社、讲报所和演说风气的盛行，白话报人更加注意其白话语言的可“说”性，通俗化和口语化是其基本语体特征。
　　然而，情况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几个方面的历史合力，促使清末最后几年的白话报人不得不“与时俱进”。逐渐调整其报刊白话语言策略，朝着雅化方向发展，白话报刊的“文话化”趋势日益加重。至民国初年，文白夹杂现象在白话报刊中已相当普遍，乃至成为一种“常态”，出现了以《群强报》为代表的一批兼刊文言文的“白话报”。正如《爱国白话报》主笔谔谔声所言：民元之后，北京地区“各家的白话报”，已经“多半间以文话”。…报章白话语言的“文话化”趋势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乃至出现了白话报不得不兼刊文言文、白话文亦半文半白的奇特景观。
　　作为民国初年新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中诞生的新型“白话报”之代表，《群强报》所刊文言文的比重一度远远超过了白话文；其所刊载的白话文也多是文白夹杂，文气较重，书面化程度很高；较之于早期白话报那种“专对中下社会说法”的高度口语化的“演说”文，已经大异其貌。尽管《群强报》的畅销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涉及政治气候、思想倾向、文化趣味、营销策略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但文白兼采和白话文的“文话化”倾向，无疑是其颇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背后潜隐的，则是一代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
　　民国初年摆出文白兼采态势的白话报并非《群强报》一家。后期《京话日报》的主人吴梓箴称《群强报》“是文言、白话混合的滥觞”，说明其后还有一批兼刊“文话”的白话报。复出后的《京话日报》之“演说”也越来越多地参用文话，文气渐重，且不时兼刊浅易文言“演说”，愈到后期愈是如此；彼时几家影响较大的白话报如《正宗爱国报》、《京都日报》、《爱国白话报》、《白话捷报》、《白话晨报》、《白话国强报》等，都表现出白话语言的“文话化”或“雅化”倾向。
　　那么，究竟是哪几个方面的历史合力，促成了清末民初白话报刊语言的这一由“白”到“文”、由“俗”向“雅”的风气转换呢?
　　首先，早期白话报刊的拟想读者和实际受众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以及以学生和市民阶层为主体的白话报刊读者群体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促使白话报人逐渐引“文话”入“白话”，使得初期以通俗化、口语化为主基调的报刊白话逐渐向着“雅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是文人积习和语言观念的影响。早期白话报人都是旧文人出身，从小熟读子曰诗云，落笔为文更习惯用文言而非白话。梁启超在翻译政治小说《十五小豪杰》时，“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计前数回文体，每点钟仅能译千字，此次则译二千五百字。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正是“参用文言”达到的“劳半功倍”效果，使得清末民初白话报人自觉不自觉地频频引“文话”人白话文。清末民初白话报人语言文字观念上重“文话”而轻“白话”的普遍社会文化心态，则是促使报刊白话文朝着“雅”的方向发展的深层历史动因。文人积习加上骨子里文言优越和白话卑微的观念作祟，使得清末民初报刊白话文渐趋走上雅化和书面化一途。
　　第三，清末民初纳入市场化运作的北方白话小报程度日下的现实困境，促使部分白话报人起而思考整改之方；而在时人看来，改变这一不良现状的途径，除宗旨、内容、风格、版面等方面的整改外，白话语言的改造也是重要的一环。1913年2月，《群强报》主笔杨曼青清醒地意识到：“而今报纸，一天比一天进化，再用那些土俗市侩之谈，岂能遮挡阅报诸君的眼光?”《群强报》的应对策略是提倡文白兼采，尝试“由白话渐而引入文话的法子”。在主笔健鹏看来，“若纯用白话，则人民智识不能增长；若纯用文言，则人民又不能解释意义”；而“间登浅近之文言”，则可收到“人民之程度日高，智识日长，而国家必因之强大”之功效。